文／何明諠（台灣人權促進會專員）
雖然是前一陣子的新聞，但如今再來討論，或許也還不遲。
會錄影和驗尿的小便斗
根據上面引述的報導，日前聯電榮譽副董宣明智捐贈宜蘭縣政府一批可用來驗毒的小便斗；他並表示透過設置於小便斗內的晶片、微型攝影機，以及將晶片資料即時上傳警局雲端的聯網技術，可以即時、正確且低成本地檢驗尿液中所含的Ｋ他命及其他毒品成份。
接獲這批貴重贈禮的宜蘭縣長林聰賢表示，在測試初期，僅會在縣警局及偵查隊設置此小便斗，且會徵得測試者的同意才進行使用；但他也不忘指出，未來將推廣到「校園」及「公共場域」，以掌握及了解毒品吸食人口。
事實上，這類「智慧型小便斗」已不是第一次上新聞，早在2016年4月底，便有媒體披露，新竹縣竹北市長何淦銘希望能引入這套高科技驗尿系統，目的是檢測「不特定使用者」的尿液。
倘若上述報導中有關小便斗未來使用方向的描述為真，筆者必須說：雲端科技，或所謂的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概念，絕不該被如此濫用，這無疑是過度侵害隱私與個人自主的行為。
智慧型小便斗的隱私侵害
在小便斗這個案例中，至少有兩處值得我們當作隱私侵害的思考起點。
針對不特定人進行檢驗，實屬違法違憲
首先，真有檢驗「不特定人」的必要嗎？我們先回頭看看台灣過去的案例。
2013，新竹市政府為掌握校園中的吸毒者，希望大規模於校園中推行尿液篩檢。儘管新竹市政府當時聲稱不會強制進行，但新聞一出，還是引發軒然大波。不僅有學生向民間團體投訴，表示拒絕配合的人，會因此遭校方特別標記；亦有家長擔憂那些不願配合的孩子，是否會在同儕間被另眼看待。
不少民間團體也齊聲表示，新竹市政府此舉縱非強迫，也會因其產生的邊際效應，等於將所有學生視為潛在的吸毒者；結果不啻將全體學生進行有罪推定。
這還僅僅是三年多前的案例。倘若當時大規模「傳統尿篩」的做法是不合理的，那麼換一種方式，以「智慧型小便斗」來進行全民尿篩，不就更加不合理？理由很簡單，過去的大規模傳統尿篩縱使再不妥，當事人畢竟還是保有一些選擇的餘地，尿或不尿，終歸操之在己；但面對智慧型小便斗的大規模部署，當事人根本就無從選擇；除非憋尿功力一流，或是隨地便溺。（難道政府要在特定小便斗上標示「此便斗會自動驗毒」嗎？）。
換言之，智慧型小便斗的應用，毋寧將會是一場更徹底的有罪推定展示。它無時無刻都在上演，至於範圍，則端看便斗未來的普及性，或許小至警局，大至學校，甚至擴及整個社會的公共空間。
尿液檢查向來具有高度敏感性及針對性，且屬性上應屬健康資料的一環；針對健康資料的蒐集、處理與利用，我國的《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有相對嚴格的規範。因此為了檢測特定人，卻對不特定人進行全面、不定時的檢測及錄影，有很大機會將違反比例原則，這不僅可能觸犯個資法，也不合於憲法保護隱私權的精神。類似的解釋於大法官釋字第603號解釋文明確表示過，倘若縣市政府未來執意將「智慧型小便斗」朝擴大應用的方向推動，恐要三思其違法違憲的後果。
物聯網運用的知情同意難以取得
其次是涉及同意與隱私保障的問題。
無論國內外，隱私權的保障多半奠基於對某情境的「合理隱私期待（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privacy）」上。最粗略地談，「合理隱私期待」是由個人主觀與大眾客觀所共同決定。而基於合理的隱私期待，我們可以主張，人們基本上要享有秘密通訊的權利、享有在家中不被任意侵擾的權利、享有即使在社會中，也能決定自我生理與心理狀況的權利。倘使有人的行為企圖打破相關的期待，他便必須提出夠強的理由或情境，說明為何不該有此期待。
而智慧型小便斗的第二個問題就在於，針對不特定人搜集尿液的行為，在未事先告知、取得同意的前提下，勢必將抵觸當事人甚至整個大眾現有的合理隱私期待。畢竟應沒人能料到眼前的小便斗，竟還有分析尿液成分、記錄影像，再將資料回傳警局的功能。
而假使我們暫且擱置先前的必要性不談，假設地方政府確實如它所宣稱，會告知並取得同意，但問題是，智慧型小便斗既是打算針對「不特定對象」，則告知同意的流程又要如何落實？換言之，告知的方式為何，應告知的內容是否完整清楚，同意又是否自願等，這些攸關一個「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有效與否的細節，要如何被確定？
地方政府又是否有意識到，物聯網運用（如穿戴式裝置、或者會記錄個人生活習慣、興趣或偏好的裝置等）中難以取得的知情同意，早已是此領域最令人頭疼的話題之一。
過去在網路上，我們對知情同意的取得，慣常採行的是告知並同意（notice and consent）的機制。也就是說，使用者會先看到網路服務提供者給予的服務及隱私條款，再自行點擊同意與否；但在物聯網的世界裡，由於大部分的裝置都無法提供此類機制，因此如何取得同等效力的同意，就成了大問題。
同意取得機制的匱乏，除了讓使用者不易了解資料遭蒐集的狀況，也使其難以掌握資料的去向與利用；此外，被取得的資料，是否可能透過交叉比對的方式，重新被識別（re-identify）回個人，也時常使人陷入焦慮。凡此種種與「同意」有關的難題，無論在國外的政府（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歐盟資料保護工作小組）、非政府組織（Internet Society）的報告、甚至聯合國隱私特別報告員的報告（A/71/368）中，都已屢次被提及。
因此回過頭來，我們大可直接問：就算社會真的降低對個人小便的隱私期待（允許告知同意），但地方政府對這類涉及敏感個資，可以「針對不特定人驗毒」的智慧型小便斗，真有可能取得使用者的知情同意嗎？在使用者開始使用前，政府真的會有夠好的方式，先行告知用戶哪個小便斗是智慧型，哪個是一般型，以及隨之而來的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的狀況嗎？如此一來，還能有效掌握吸毒者嗎？
從可見的報導中，我們只看到對擴大應用的想像，卻全然未討論知情同意的取得困難；這如何能讓人不對未來可能的隱私侵犯感到焦慮？
根本問題：社會對藥物濫用者的觀點及矯正方式
最後，我國如何處置「用毒者」或所謂的「藥物濫用者」，恐怕才是最難解但也最根本的問題。
根據法務部的統計，每年我國「新入監」的受刑人，約在三萬三千人至三萬五千人之間；而其中約有25%到35%，是觸犯了《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這樣的比例固然已高得驚人，但更令人訝異的是，倘若我們再進一步檢視監獄「整體受刑人」（亦即新舊受刑人總和）的組成，則會發現：因觸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而服刑的受刑人，比例不僅持續維持在40%以上，且數字還有逐漸攀升的現象。
在過去這一兩年間，毒品案件的受刑人，幾已占了監獄總受刑人的50%。而這樣的數字也顯示，我國的司法長期將與「毒品」有關的案件視為重大刑案，並在審判上課予過長時間的刑責，顯然是造成當前各獄所擁擠、矯正成效不彰的主要原因之一。
毒品案件幾乎悉數與吸毒有關。而對「吸毒者」或「藥物濫用者」的起因與管理，在世界各國也都是社會與獄所管理的大問題。也因此，「藥物濫用」除罪化的爭論，一直是包含台灣在內，各國在反毒上的討論焦點。目前也已有越來越多的國家逐漸同意「個人用藥物」除罪化的做法。
不可否認，除罪化很容易被誤解為免責；但事實上除罪化其實只是正視藥物濫用者在個人意願之外，亦有其社會成因的事實；因而除罪化的呼聲，只是希望國家放棄使用容易加深當事人污名、且無助戒癮的刑罰，改透過醫療與戒治專業，讓藥物濫用者早日復歸社會。
在此基礎上，搭配過去有過的幾篇報導，縣市政府打算利用智慧型小便斗偵測不特定藥物濫用者的做法，除了顯示了其企圖透過方便的感測及雲端技術，以標示出更多（傳統印象中）的「毒蟲」外，不只完全沒看到解決獄所、藥物濫用問題的誠意和配套，更讓人憂心的，恐怕為政者是企圖透過新科技應用帶來的新鮮感和公關效果，連帶維持或強化大眾對「藥物濫用者」既有的糟糕形象。
如此，豈非正與目前政府推動的「矯正」理想背道而馳嗎？我們又真的該對這樣的科技應用感到興奮嗎？
結語
智慧型小便斗所引發的問題，當然不止於此。物聯網既然有諸多隱私上須考量的問題，我們當然不能等閒視之。 儘管有待解決的問題如此多，但諷刺的是，智慧型小便斗帶來的啟發相對還算容易設想：科技固然會帶來便利，但它究竟是讓社會有機會改進自身的不足，還是讓社會自身缺陷更為強固？這恐怕是我們必須持續思考的問題。
最後，儘管本文寫的是尚未成真的事，但有鑒於我國政府或檢警體系，過去始終是以嚴刑峻罰對待藥物濫用者的事實，還是不得不提筆為文，呼籲社會大眾正視現象背後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