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8日為國際資料隱私日,今天我們希望能重申台北通過去的問題,並且釐清今年台北捷運AI影像辨識可能帶來的風險。幾天前台北市議會在林亮君、苗博雅等議員的努力下做出決議,停止台北市眾多公共服務要求加入台北通會員的亂象。過去半年中,許多人經歷必須加入台北通會員,否則無法取得服務的怪現象,包括臨櫃辦理借書證、預約親子館。甚至在台北市就讀高中的學生,其數位學生證加入台北通會員的資料,並不會在學生畢業後刪除,在未釐清資料儲存期限的狀況下,極可能讓未成年人的實名資料再添一鍵恆久遠,資料永留存的弊病。而在實聯制上,也出現台北流行音樂中心要求使用台北通或身分證條碼的狀況。
擁有數位身分,不該成為近用公共服務的前提
我們不會預設每個人都必須持有,且隨身攜帶手機,(還必須是能上網、容量足夠下載app的手機),那就不應要求每個人必須先同意擁有數位身分,才能使用基本的公共服務。國家數位身分制度在國際間被利益團體鼓吹,以行政效率包裝,掩蓋中央集中的數位身分制度出現單點故障,將帶來的巨大破壞。疫情下,興起減少接觸的「新常態」論述,加速數位轉型的討論。但數位轉型是為了補充、豐富我們能取得服務的管道,而不能取代或限縮其他非數位渠道。強制持有數位實名身分,是無視不同族群需求與資訊自主的社會排除。
別無選擇的同意不是同意,應主動提供替代方案供選擇
不論是討論社會包容,還是數位包容,都不是要求人去配合使用特定工具,而是理解不同的需求,使更多人得以近用公共服務。以台北市推動無紙化簽到為例,我們獲悉至台北市政府開會,需下載台北通方能簽到,為了說明台北通下載流程也附有紙本公文;當事人向承辦人反應後,才在基層人員的努力下,爭取到觸控螢幕簽到。近期報導指出,台北流行音樂中心要求使用台北通,是因為該系統可掌握座位。然而早在2020年,台中國家歌劇院的紙本實聯制就能個別填寫座位號碼,或是撕下票券入場聯寫上姓名與電話亦可達到同等效果。流程簡化不必然要數位化,數位化也不必然能解決原先的問題。
嚴防公共場所淪為企業測試大數據、影像辨識的實驗場
除了台北通外,我們還需留意企業與政府分享用戶資料,以及佈建影像辯識系統。去年11月媒體報導,台北捷運與數間企業合作,將在今年試辦智慧監控,搭配AI影像辨識偵測乘客行為。每天通勤的市井小民,怎麼會知道今天用來監測爭執、鬥毆行為的技術,會不會成為步態監控的孵化器?企業與政府合作,是否可方便其取得公共運輸的監控資料,甚至乘客行為資料?無論監控技術是花納稅錢採購,抑或由廠商無償提供,都不可規避在公共場所大規模分析旅客行為資料需要經過法律保障,並且盡可能事前評估手段與目的是否貼合的基礎問題。勿強迫推銷數位工具,面對監控產業的推銷也需更加小心,更慎重看待每個來往奔波的公民。
新聞聯絡人 : 周冠汝 數位人權專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