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高中女生在國軍歷史文物館被姦殺時，軍方採取將他隔離看管的措施。甚至無視於軍史館館長室裡各種可疑得跡象是如此明顯，毛髮、被調包的錄影帶、雜亂的辦公室。即使死者家屬一再到軍史館追查，軍方卻還未主動把案情偵查出來，直到警方介入辦案，突破兇嫌心防，整個案情才宣告大白。
可以想見，軍方會依照軍法進行審判，且由於這是軍紀大醜聞，軍法會速審速決，兇手很快會被判處死刑而槍決。讓社會的憤怒在死刑的報復之中。
這個案件的重要在於：它暴露了軍方處理內部問題的思考模式，不是訴諸一般法律，而寧可採用內規，把問題以軍法、軍記，把問題規由軍方自行處理，最好連外界都不知道。這恐怕已是軍方（不是指特定的人，而是一種不成文的思考慣性）既成的文化。
在這樣的文化底下，蘇建和等三個死囚可能是最大的犧牲者。被控殺人者最初是王文孝，殺人當時現役軍人，他坦承犯行，但警方不信只有他一個人行兇，就供出了蘇達和等三個人，在逮捕並刑求後，蘇建和等三人在筆錄上簽了字，而筆錄分明寫著他們參與行兇等到到了法院，這三個人翻供控訴瞥方刑求，才在不實的筆錄上簽字，但法院不採信。即使這三個人被指控的證據根本不存在．甚至找到的唯一證據，竟是被指控搶劫的錢財--幾塊遺落在牆角的硬幣，這還是在三個人的房間裡翻箱倒櫃才找到的。
然而法院不採信，誰也沒辦法。唯一能拯救這三條人命的是王文孝的供詞。但王文孝在交由軍法審判後，以速審速決，被槍決了。蘇建和等三個人的律師，聽說了王文孝在軍事法庭曾供出，真正的犯案者是他自己，蘇建和等三人是冤枉的，就要向軍方調出王文孝的筆錄，以及當時他供述的錄音
帶，可是，軍方不提供。
就這樣，這個唯一能為他們提供新證據，才能在最高法院打非常上訴官司，始能免除死刑的法律途徑，竟在軍方的內部紀律下，消失了。
去土城監獄看過三死囚的人都不相信法院的判決，而當時參與的律師，在看過所有資料後，也願意出面搶救他們的生命。一九九六年總統大選前，還曾有過轟轟烈烈的連署，但法院的判決竟難以更改。更為荒謬的是：被判死刑者，應在一星期內，由法務部長簽署後，執行完畢。但蘇建和等三人的死刑令竟拖了好幾年，以至於今，因為歷經幾任的法務部長，每一個人都認為判決有疑點，如果就這樣執行死刑，生命只能有一次，在冤枉中死去的生命，是無法重來啊！以幾任法務部長的專業素養，和他們閱讀過的資料，相信要作出不執行死刑的判斷，並非只是基於人道，而確是有問題。
然而這個案件為何拖延至今，司法系統還未有任何改變呢？第一，要有新證據，才能提非常上訴。但軍方不提供王文孝的供述錄音帶，非常上訴就不成立。第二，司法系統有一個不成文的文化，如果判決確定為死刑，最後竟被翻案為無罪開釋，因兩種判決差距太大，則前兩次判決的法官的考績會受到影響，以致於無人想做這種得罪同僚的事。三個人的生命與自由，就這樣卡死在這軍、方和司法所形成的不成文的文化裡。
現在，去探視過蘇達和等三死囚的作家要連署，但能要求的也只有只是特赦。事實上，這個案子只有兩種判決：死刑或者無罪釋放。特赦，等於是承認了罪證，再要求被原諒，但這是不合理。然而，在司法系統無法逆轉的判決下，這是最後的不得已的要求。
這是最不符合公理與正義原則的要求，也是最卑微的要求，但在現實條件下竟是唯一的生路。
最好的方法，當然是軍方在高中女生命案之後、會改變態度，把王文孝當時的供述拿出來，讓蘇建和他們可以提非常上訴，則公理正義會得到恢復。否則，讓三條冤枉的生命走向刑場，讓三個年輕的生命沉默悲哀的在牢裡，生存在死亡的陰影下，這是什麼天？這是麼理？
（＜台灣副刊＞, 1999/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