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望黎明----土城看守所探三死囚之行 / 楊翠

近午十點,我們置身土城看守所的圍牆外,駐足等候遲來的同伴。已經入夏,籠罩在一天地亮粲陽光中的土城看守所,比起周旁人家,似乎顯得更加酷熱。 我隔牆向內張望,所內不見花木扶疏,建築物方方整整,像是軍營一般,也許正是因為如此,才會特別顯得暑熱熾烈。我很疑惑,一個看守所的空間場域,綠樹怎會如此稀少,花香更是被阻絕在圍牆外。一個連樹蔭與花氣都如此稀薄的空間,真是荒蕪枯槁得可憐。

同伴到齊之後,我們走進看守所內。經過一番手續,終於可以面會了。一行人錯落穿越一小段陽光映照的道路,進入一棟到處有著鐵欄杆的建築物,再彎進一個小房間,房內擺著一張長條桌,三個穿著藍色囚衣的青年站在我們面前,周旁站著三兩獄警。那是我們期待中的蘇建和、劉秉郎與莊林勳。

我早已經從資料中見過他們,認知他們,但是,真正面對面,看到三雙真實閃動的眼睛,才發現自己其實從來未曾用心去認識過他們。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勳三個人比鄰坐在長條桌靠內牆的一側,我們則一個挨一個坐在他們前方,負責做會談記錄的獄警,紙筆已經安置妥當。坐定之後,一時之間,我和楊渡卻都不知該如何開口,只覺幾雙眼睛往往返返,狹小的空間裡,頓時凝滯著沉默。

台權會會長黃文雄和祕書長顧玉珍已經是常客了,對他們來說,大概猶如親人一般吧!而我們這些陌生的臉孔呢?他們要如何面對八年來各式各樣投注在他們身上的眼睛?無論善意或惡意,他們都無法拒絕,只能迎向它。而在接觸每一雙陌生的眼睛之前,內心必是忐忑茫惑的吧?讓自己一次又一次地置於各種各樣的眼睛面前,被剝解再剝解,被審判再審判,那是何等心境啊?

那是何等心境?我沒有問出口,稍後,蘇建和卻默契般地回應了我的這個問題。短暫沉默之後,楊渡開始關於案件的問話,凝滯的氣息疏放開來。劉秉郎談起從起訴到三審判決、高院二次更審,再到三次非常上訴均被以「非常上訴無理由」駁回,其間的心情翻覆轉折,他緩緩談述,神色不知該說是黯然,抑或漠然。他說,三審定讞,聽聞死罪判定,心情跌到絕望的谷底,完全沒想到會被定罪,尤其在證據如此匱乏的情況底下,司法承辦人員僅以他們在刑求之下所形成的自白,以及二十四元硬幣,就能確認死罪,令他們錯愕。定讞之後,獄中日月簡直惶惶不可終日,分秒都與死神相伴,因為他們隨時都可以被執行槍決,身體雖然尚未承接子彈,精神卻已被槍決無數次了。

到了一九九五年,在輿論共同關切的氛圍底下,由當時的檢察總長陳涵向最高法院提出非常上訴,他們又從絕望的谷底飄昇到希望的雲端,心想進來這麼久,沒聽說可以非常上訴的,既然有這樣的特例,那表示很有希望吧!

誰知道,三次非常上訴都被駁回。劉秉郎淡淡地說,我們這次真的跌得很慘重,希望完全破滅了,八年來,從被捕時的絕望、到三審時滿懷希望、三審定讞後陷入絕望、再到非常上訴過程中的希望與絕望不斷交錯,心境的翻覆折騰,實在難以言語道盡,一直到今天,我們也無所謂希望或絕望了,就這樣默默地等待最後的結果。結果,也許是一顆子彈,也許是漫天漫地真真實實的人間陽光。

劉秉郎有很清晰的語言表述能力與思考邏輯,這些年來,他耽於閱讀,幾乎可以說是靠著閱讀來度日,來感知人間、思索生命。只是,迫使他赤裸裸地照見自己飄忽虛懸的未來生命圖象的,並不是思想與哲學的書籍,卻是一連串的、難以翻轉的死刑判決,像蜈蜙的百足一般,緊緊地纏住他們。

蘇建和的身軀異常瘦削,臗骨高聳的臉龐上,幾乎只剩一雙大眼睛,嗓聲清揚有力,他問我,楊姊你從事什麼工作?我答說在靜宜大學教書,他那雙炯亮的眼睛睜得更大了,幾乎是語帶驚喜地問,啊,楊姊你是教什麼的?我說我教台灣歷史。他說,你們靜宜大學有一個老師,很關心我們,要學生以我們為題目撰寫報告,我們也看到了那些報告,覺得很感動。

是哪一系的?叫什麼名字?我問他。不知道是哪一系的,叫陳芳明,楊姊你認識嗎?當然認識,我們還是朋友呢,我笑著回答。他興奮地說,楊姊,如果你見到他,麻煩替我們向他道謝,我們雖然沒見過他,但是卻可以真實感受到他的關心,真的讓我們很感動。

然後,蘇建和回答了我從最初就一直放在心裡的問號,他說,楊姊,我們在裡面八年了,八年來,我們唯一學會的,是如何透過閱讀人們的眼睛,辨識他們的心靈,一眼就可以看清楚,誰是懷抱善意而來,誰又早就認定我們十惡不赦;楊姊,你們剛剛一走進來,我就可以感受到你們的善意。

我微笑,其實眼淚有點不爭氣,差點掉下來。從青春懵懂的十九歲開始,到三十而立轉眼將至,這三個青年唯一學會的,竟是如何閱讀人們的眼睛和心靈,而蘇建和卻將這樣苦楚的歷程說得如此雲淡風輕。他一直都帶著微笑在訴說這些,我甚至覺得連自己的感傷都對他有些殘忍。我有什麼感傷的權利?我又憑什麼可以被信賴?一個文化人的悲憫,除了滿足自己人道主義的浪漫情懷之外,又值多少份量?能起多少作用?在面對蘇建和炯炯有神的眼睛時,不知怎麼,半個鐘頭的面會時間裡,我一直都可以真切地觸摸到自己的軟弱。我沒有蘇建和的能量,我只是一個虛弱的文化人而已,我心想。

蘇建和轉向黃會長說,爸爸的身體愈來愈差了,黃會長,下次你見到他,告訴他不要為我們這麼拼命奔走,他也老了,自己的身體要緊,我們在裡面,對家人的病痛一點辦法也沒有,請黃會長勸一勸爸爸。黃會長點頭應允。我有些鼻酸,調頭望向另一個角落裡的莊林勳。

莊林勳方頭大臉,一直都比較沉默,對於各種問題,通常僅答以簡短數語。記得玉珍曾經說起,最初她寫信給莊林勳,由於信封上的地址也是土城,莊林勳初見她時很感親切地問說,玉珍姊,你也是住在土城啊?!似乎有著他鄉遇故知的驚喜,但不久之後,莊林勳卻又黯然,自己喃喃說著,其實我對土城也很不熟,不知道你住的那條路在那裡。莊林勳其實很簡單,他的喜悅與黯然也很簡單地道出一個令人欷歔的事實:莊林勳的確是在土城生活了好多年,但是他對土城卻又完全無知,土城是他既熟悉又陌生的生活場域,一個人日日夜夜生活的場所,對他而言竟然會是幾乎完全陌生的所在,這實在是一種荒謬的實存。

面會時間很短暫,離開時,陽光更加熾烈,他們三個人站立著目送我們離去。回首層層閉鎖的那棟建築物,感到酷熱與荒寒,全都在這裡激盪,三個人的眼光,好像還在身後閃動。這是第一次去看他們。

第二次去,除了黃會長與玉珍之外,還與陳忠信、愛亞、王浩威、蔡其達、路寒袖等友人同行,一車浩浩蕩蕩,從立法院出發。這次不知為何,覺得土城真是好遠好遠,無論從地理空間或從文化空間的台北中心視點來看,都是邊緣又邊緣的所在。

和上回一樣,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勳三個人在我們前方坐定。蘇建和一聽說是愛亞,興奮地說,我小時候讀過你的書耶!氣氛就這樣暖熱起來,比起上次,這回的狹窄會客空間裡,有一種比較溫甜的人間情味。蘇建和告訴我,楊姊,上回我在電視上看到你耶,你的阿公阿媽真了不起,臨死之前還高歌無懼。我想起來,那是台視「台灣真女人」的節目,那週介紹的是阿媽葉陶、阿公楊逵的故事。我可以想像蘇建和看到電視上出現我的臉孔時的心情,雖然他與我僅僅一面之緣,但被他解讀為有一雙善意的眼睛的我,在看守所那樣的空間中驀然出現,會令他覺得熟悉吧!而葉陶與楊逵兩人面對不義的死刑,勇毅無懼的精神,也似乎感染著蘇建和對自己處境的思索。

由於莊林勳長期被憂鬱症與恐慌症所擾,浩威特別選在他面前坐定,一開始便表明自己是精神科醫師,關切著他病狀的來龍去脈。我知道莊林勳曾陷入嚴重的精神障礙中,在看守所這樣封閉的空間中,他索性封閉起自己的心靈,多重禁錮之下,莊林勳的心窗能否對浩威敞開,會不會再被刺激挑動?不專業的我,提心弔膽地聆聽浩威與他的對話,特別是浩威的問題經常很直接,我憂慮莊林勳能否承受得了,努力用微笑注視他,想緩和一些比較直接銳利的問號,大有不會開車的人急著想幫忙踩煞車的況味。我知道我是太多慮了,怎麼居然對朋友的專業都不信任起來。

其實,比起上回,莊林勳的情緒昂揚許多,臉上有較多的容色,甚至有時還展露笑顏。他訴說著恐慌症發作時的狀況,全身痙攣,呼吸困難,搶救回生之後,則終日像木頭一般睡臥床上,生命體猶如靜止凍結一般,成為活著的木乃伊,此時,他會聽到各種極其逼真的聲音,告訴他家人出事了,告訴他為了他們的案件,律師的母親染病而死,這一切,都是他害的,—–他也懷疑自己置身危難中,有很多人要加害於他——,這些聲音使他終於選擇完全自我封閉,切斷與周遭的線索牽繫。我聽著他的告白,心想,當人的身體與心靈剝離,當人無法主宰自己的感官與情緒,那是多麼絕望的一種內在分裂啊!

而他們三人,或多或少都曾經驗過這樣的自我分裂。莊林勳也許落後了,還浮沉在心靈的暗黑海域中,不過,蘇建和和劉秉郎一直在扶持他,我相信他終究不致沉沒到恐慌海域的巨腹中。

在回程的路上,我們談起案件,證據如此荒疏,卻達成死罪判決,著實連外行人都錯愕不已,為何司法體系堅持不肯面對這是一場冤案的事實?浩威無奈地說,司法體系與醫療體系有個共通點,由於都有可能介入、乃至判定別人的生死,因此,整個體系形成嚴密的、非成文的共生結構;而共生與共犯,也不過是一體的兩面。互相濟助以共生,反過來也互相掩護成共犯。只是,司法體系要繼續維持這樣的共生關係,卻想以三名青年的青春與生命做為犧牲,獻祭司法神壇,司法尊嚴的外衣灑滿鮮血,令人觸目驚心。

我腦中還不時響起在面會終了時建和的聲音,他說,楊姊,答應送你的畫,我沒有忘記,一定會完成的。我一直在想,建和會畫什麼送我?其實,我在那間閉鎖的面會空間中,最深心的激動,是感受到一個個真正活躍的生命個體,無論是蘇建和的韌力、劉秉郎的哲思,還是莊林勳的恐慌,都是努力活著的驗證,那種生命能量,不是弱者所有。我始終覺得,因為深深痛過,他們比我更有能量。走出土城看守所,在漫天陽光的投照下,回轉更森冷無力的現實,我反問自己:我到底能做什麼?

這篇文字,最終,還是只滿足了做為文化人的浪漫情懷嗎?當我棄筆時,黎明,在東方,緩緩昇起。

<台灣副刊>, 1999/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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