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亞太企業與人權論壇：促進東亞與東南亞漁業領域人權，及企業責任跨區域合作
遭到邊緣化的人權——當前遠洋漁工的處境與實務挑戰
撰文：實習生詹茜雯
Ariela Naomi Syifa / 主持人 / 印尼人權工作組的專案經理（Program Officer of HRWG Indonesia）
遠洋漁工長期以來，始終處於立法與政策的邊緣，無論在國家還是區域層級上都缺乏對海上工作者的保障。漁工孤立地在海上工作，惡劣的環境常導致其嚴重的心理健康問題。孤獨、絕望，以及對「能否與家人團聚」的迷惘，都是遠在異鄉的漁工常有的情緒。
關於漁工的問題，不僅僅是單純的企業實務分析，其更關乎由跨國利益、權力不平等與結構性差距所形塑的體系。為應對如此龐大且複雜的體系，強而有力的「跨國合作」便相當重要，這也因此促成了這場聯合國跨國論壇。讓涉及漁工議題的亞太地區國家能相互交流、建立夥伴關係，以共同摸索未來可能的合作機會。
以漁工視角淺談《聯合國工商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的影響
Mr. Risky Oktaviana / 印尼移工工會（SBMI）
如今在印尼移工工會工作的 Mr. Risky Oktaviana，過去曾是一名漁工，深知漁工的真實處境與待遇。他以自身從受害者轉變為倡議者的經驗，分享當前印尼漁工歷經的改變與挑戰，以及《聯合國工商業與人權指導原則》（UNGPs）對東協地區的影響。
《聯合國工商業與人權指導原則》本質上是一份僅具軟性約束力的指導性文件，並不具有強制約束力，因此，指導原則的落實十分仰賴各國政府的「主動監督」。儘管如此，這份文件仍然為遠洋漁工提供了政策、法律面上爭取權利的可能，也鼓勵各國批准國際勞工組織（ILO）制定的《漁撈工作公約》（ILO C188）。
Risky分享，UNGPs作為「聯合國」所通過的文件，使印尼的倡議團體在推動漁工保護時，顯著提升了影響力，並能對政府與企業施加一定的壓力。此外，由於企業必須履行人權盡職調查義務，使得許多漁業公司、加工業者與零售商，開始面臨落實供應鏈人權盡職調查的壓力。另一方面，隨著全球對符合人權標準的道德海鮮（ethical seafood）需求上升，歐美與亞洲零售商也紛紛要求供應商需證明其漁船並未涉強迫勞動，因而間接改善了漁工處境。
依舊不足的漁工保障
漁工議題所涉及的是背後那破碎且不透明的供應鏈。實務上，儘管相關保障之規範存在，但許多漁業公司卻經常將責任推給分包商或仲介公司，藉此宣稱自己沒有違規。漁工則經常在返鄉前被迫簽署空白或看不懂的文件，仲介公司因急於結案而不願介入，最終導致漁工在未領薪資的情況下，漁業公司仍能宣稱已經支付。如此複雜之供應鏈，使許多人權侵害的行為得以被掩蓋，並難以做出進一步的追查與問責。
此外，漁工實際工作的所在國家也常缺乏有效的申訴或救濟管道。有的移工儘管母國有相關保障機制，但遠在異鄉的漁工礙於語言障礙及法律支援匱乏，仍難以在工作國家追求正義。即使漁工曾嘗試向仲介或該國政府反映問題，但卻往往遭到忽視。Risky 及印尼移工工會整理的年度報告指出，移工與仲介之間的溝通效果極差，仲介有時甚至完全不會回覆移工的訊息，只有在 NGO 或工會介入後，企業才願意開啟談判。
總結而言，當前的漁工保障其實仍有諸多不足，不過，《聯合國工商業與人權指導原則》所強調的「國家與企業之共同責任」仍然為漁工權益保障帶來轉變的契機。與十年前相比，漁工的工作環境確實有所改善，例如漁業公司提供漁工個人防護設備（PPE），或在漁船中裝設 Wi-Fi使漁工能與外界保持聯繫。
但最重要的是，若要真正確保漁工享有權利，基層組織必須強化實地勞動檢查與持續監督，否則人權可能淪為形式化的打勾程序，在文件上雖然都有達標，但實際上漁工仍處於脆弱的狀態。
全球海鮮供應鏈的結構性問題＆責任歸屬之釐清
Ms. Miftachul Choir / 綠色和平組織印尼辦公室 Greenpeace Southeast Asia
第二位講者Mifta，將藉由與團隊調查全球鮪魚產業的結果，深度剖析全球海鮮供應鏈的結構性問題，及其如何影響漁工的權益與生活，並於最後提供後續政策與產業改革的方向。
供應鍊資訊不透明是全球海產行業最大的問題。因此當外界試圖追究責任時，多數企業會以踢皮球的方式卸責。為釐清這龐雜體系中的責任歸屬，綠色和平組織進行深度調查，並將海鮮供應鏈分為：上游的海鮮捕撈產業、中游的加工產業、下游的國際零售商。
一、海鮮捕撈產業
海鮮捕撈產業作為海鮮供應鏈的源頭，不僅與漁工的關係密切，還涉及三個複雜的產業鍊：招募、原料供應商、漁船經營者。
首先，在招募過程中存在一個債務市場，並以「額外收費」的資金流動模式運作。招聘者會額外向移工收取費用，用於其日常支出、交通與培訓。然而，這些費用其實已由招聘機構或海鮮企業提供資金，招聘者則是憑藉額外收費的機制從中獲利、剝削移工。
接者是海鮮捕撈行業的核心——原料供應商。供應商涉及的作業範圍極廣，包括野生捕撈產業、漁船與儲存設施，以及加工產業。就遠洋漁船而言，經營者需要大量的工人快速完成捕撈，因此仰賴彈性且靈活的勞動力市場，所以常用預付款吸引工人前來工作。然而，漁業產業因為經常面臨逃工的問題，使招聘機構對工人的要求更加嚴格，如提高債務限制，或要求抵押身份證件。
最後為漁船經營者。其對產業結構非常敏感，一但太平洋或印度洋的政策法規改變，將可能受到財務結構或轉運安排的影響。漁船經營者通常為了降低航行時間，會準備轉運以避免頻繁上岸並同時節省燃料。
二、加工產業
漁工薪資在加工產業中，間接受到外國貿易商之影響。漁工的薪資多以捕獲之鮪魚大小或品質加以計算，但在計價環節中，容易出現金錢操控問題。此外，全球的野生捕撈產業多與外國貿易商合作，這些貿易商會提供推薦的招聘機構名單，有利於其對產業需求的掌握，如捕撈量、捕撈次數和捕撈月份等，這些都將間接影響漁工的工作條件。
三、國際零售商
國際零售商是漁工保障上最重要的行動者。捕獲的鮪魚最終將進入零售市場，零售商不僅掌握魚貨的認證、環保標籤，還掌握魚貨供應標準，是全球鮪魚供應鏈的守門員。
綜觀全球鮪魚供應鏈所涉及的不同產業，可見漁工所面臨的剝削不僅僅是企業與招聘機構的問題，更關乎整體產業依賴「債務」及「勞工流動」的結構。因此，若要結束強迫勞動與人口販運問題，必須仰賴各個產業的「共同合作」。企業必須與招募公司合作，確保漁船招募及海上工作的過程均遵守《漁撈工作公約》，還須透過定期檢查以有效落實漁工保障。此外，企業也應投資於轉運管理，避免漁工長期滯留漁船而面臨工時過長的問題。
漁工保障與困境：印尼政府的做法
Ms. Anissa Yusha Amalia / 印尼海洋正義倡議（IOJI）
Yusha 為長期研究海洋依賴型勞工保護議題的資生研究員，其分享了當前印尼政府如何處理遠洋漁工議題，以及東協（ASEAN）在漁工相關議題之宣言的效用。
印尼是全球最主要的漁工來源國之一。2015年時便有高達25萬名印尼漁工在海外工作。面對漁工剝削問題，印尼政府嘗試對漁工的「招募政策」進行改革。2024年，印尼憲法法院裁定漁工屬於《2017年第8號移工法》的保障對象，使漁工享有完整的權利與保障；政府則成立「移工保護部」(KP2MI)，統一移工保護管理，並優化招募流程與就業政策。除此之外，印尼還透過東協 參與了漁工保護指導原則，以及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 (WCPFC)的勞動標準討論，並且與韓國簽署備忘錄保障印尼漁工（備忘錄仍在協議中）。
儘管印尼就漁工的招募政策做出不少努力，但漁工遭到剝削的事實仍然存在，究其原因，則源於前述講者均提過的「海鮮漁撈產業之複雜性與跨國性」。海鮮供應鏈從招募到零售的過程是跨國且跨企業的。漁工則因其脆弱的生計而更加依賴產業，容易被商品化，使人權不被保障。此外，多數的招募機構在面對國外雇主時，也難以發揮影響力。
面對上述困境，Yusha 提供了一些建議與方向。首先，為有效保障漁工權益，印尼政府應將東協的漁工保護指導原則納入國內法，各國也應該將區域承諾轉化為國內立法與實務操作。此外，國家間的共識也將助於移工保護標準的強化，例如泰國正制定相關機制指導原則，目的是確保漁工及其家庭的司法權力，其透過與市場國（如歐盟、美國和日本）之間的對話，推動更強的保護措施。最後Yusha認為，唯有政府、產業與國際社會相互合作，才能在複雜的海鮮供應鏈中，建立透明、有效的漁工保護機制。
Mr. Ryutaro Ogawa / Human Rights Now （日本NGO）
線上講者Mr. Ryutaro Ogawa以日本的視角出發，探討作為海鮮產業目的國之一的日本，如何能透過跨國與多方合作的模式，幫助海鮮產業將「原產國」與「目的國漁工」相互連結，以揭露供應鏈中的違規行為，並進而使人權倡議者能夠共同施壓，促使政府與企業進行改變。
舉例而言，日本的NGO工作者可以和日本企業就印尼移工議題進行溝通，或是將剝削案件提交給日本企業或政府。另外，也可以與相關國家舉辦國際聯合行動或記者會，讓兩國國民共同參與，形成國際的共同支持聲音。
Human Rights Now 有與韓國和台灣的NGO舉行聯合記者會，內容聚焦於南韓與台灣的遠洋漁業中所涉及印尼勞工剝削的問題。與此同時，Human Rights Now也與日本企業進行溝通，提出印尼移工的處境。不過，日本政府在面對漁工議題時，常以外交敏感作為理由加以推託，國內對企業的相關規範之約束力也明顯不足。因此，改善漁工問題的務實方法，除了制度化人權盡職調查義務外，國際合作、漁鮮產業目的國之共同行動都將有助於漁工處境的改善。
整理側記：台灣人權促進會實習生 詹茜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