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府上台之後，宣布新南向政策，大力鼓吹台灣加入TPP（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以試圖擺脫過去八年來，馬英九政府將國際關係僅局限於兩岸關係的布局。
但經過這次的國外實習生申請來台事件，我再次對外交部、投審會、內政部社會司、台北市社會局這些公務機關的僵硬甚至蠻橫驚嘆不已。透過現有的行政流程，以及公務人員低落的人權或法治意識，我真的無法相信台灣能夠走進國際社會。
誰在決定NGO能不能收國外實習生：外交部、社會局、秘密法規、國家主權？
大約在今年十月，一個在德國念書的馬來西亞學生，向台權會表示因學校的實習時數要求，希望明年可以來台權會（NGO）實習三個月，了解台灣的人權現況及NGO關注的面相。他寫信到我們組織，並附上他的專長、實習經歷，作為窗口，我也和他約了時間進行網路面談。由於這次實習的時間較長，面談時我請他向德國的在台辦事處詢問簽證事宜，以免屆時免簽入境後，無法延長簽證。
之後，他來信表示，我國駐德代表處要求台權會提供證明文件，於是我們依照要求，提供了蓋有會章及簽名的實習同意書。
再過幾週，他又來信說，駐德代表處告知，需要我們的主管機關，也就是台北市社會局的同意書。
這就讓我們有點納悶了，外國實習生來NGO實習要徵得社會局同意？這不僅前所未聞，更讓我們百思不得其解。但為了不讓學生困擾，於是我打電話去問台北市社會局。台北市社會局也不明所以，只表示他們無權決定誰要來哪個民間團體實習，更無法幫我們擔保任何人的入境及入境後的作為。
我說，我們也不懂，但這是外交部要求的，而你們輪流推來推去，現在到底要怎麼辦。
於是，我再問駐德代表處的外交人員，法源依據何在。起初外交部的人員對此支支吾吾，說不出法源，我試著問了是不是內規，想不到對方竟然說對，並表示這個法令需密碼才能看到。聽完對方這般說明，我頓時不太曉得該做何反應。
我說，所以你們要依據一個秘密法令，要求我們提供主管機關的同意書？你們這樣沒有違反憲法及兩公約所賦予人民的集會結社自由嗎？你們憑什麼用一個秘密內規，來限制人民團體要接受誰來實習？
憑什麼？
但後來想想，依據台權會長期和外交部人員打交道的經驗，外交部人員這樣的作風也不太讓人意外。長久以來，外交部人員對於和本國人結婚之流亡藏人，都能只因他們拿了印度旅行文件，而非中國護照，就蓋上一個無法轉居留的章。你若追問理由，他們便只會說，這是我國主權的行使，不再提供其他原因。這種將國家主權當做唯一理由，並拒絕探問任何基本人權的作法，究竟與中國政府有何差別？
令人百思不解的主管機關：投審會
後來外交部領事局人員查證之後，又再度告訴我，他們是依據《外國護照簽證條例》第五條，辦理有關「居留簽證」的問題。但其實我還是不了解，來台灣實習三個月，當事人也沒申請居留簽證，為何外交部會需要辦理「居留簽證」的手續？
-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外交部。
- 外國護照簽證之核發，由外交部或駐外館處辦理。但駐外館處受理居留簽證之申請，非經主管機關核准，不得核發。
因為不滿，所以我在臉書稍微抱怨了這件事，其他民間友團看到了，便傳來《外籍人士來台實習申請停留簽證手續說明》，要我向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申請，並準備相關文件。就在其他團體傳來文件後不久，外交部的人也來電告知，表示要向投審會申請。
聽到消息的第一個念頭是：為何是投審會？或者說，為何還要向投審會申請？儘管不解，但由於時間緊迫，我們還是儘速備妥所有相關文件，送出申請。這些文件包括台權會的立案證書、章程、年度財報、該學生填寫的實習申請書、在德國的學生證明文件、學生簽證等。
- 律師事務所請洽法務部（電話：02-23146871）；建築相關機構請洽內政部(電話：02-23565000)；土木相關機構請洽公共工程委員會(電話：02-87897500)；金融機構請洽行政院金融管理委員會（電話：02-89680899）；企業及法人、經濟部及所屬團體、協會、外僑商會請洽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電話：02-33435727）
之後，又等了數週，同樣是苦無處理的著落，於是我只好再次去電詢問狀況。
投審會的人告知，由於他們不是台權會的主管機關，所以他們請台北市社會局評估之後，再給他們意見。我告知投審會，台權會早已聯絡過台北市社會局，社會局也表示他們無權發此同意書。投審會的人聽了則回覆說，沒關係，同意書是投審會發，他們只是需要台北市社會局的意見。
再隔幾週，投審會的人再次告知，無論是台北市社會局還是內政部社會司，都說他們不是此事的主管機關，無權給意見。於是，投審會決定做起我們的主管機關，來跟我們要營運資料。
但問題在於，就算投審會真的可以擔任台權會的主管機關，它到底又憑什麼來索取營運資料？倘若台北市社會局（台權會立案登記的機關）或內政部社會司都認為他們無權管民間團體要收誰當實習生，投審會到底又在審查什麼？
依據《外國人投資條例》及《華僑回國投資條例》，經濟部所成立的「投資審議委員會」，主要是負責有關僑外投資、技術合作及對外投資之審核業務。它根本無權審查民間團體運作的相關業務。退萬步言，投審會如要確保該學生不是來非法打工或投資，本會也已出具相關證明，除此之外，並沒有任何法源依據，賦予投審會來審查一個民間團體的運作。
從國外實習生到結社自由，再到一個真正民主的國家
從十月到十二月，時間一直流逝，經歷這樣漫長的等待及推諉，我其實不知道這個來自馬來西亞的學生，在明年一月時還有沒有辦法來台灣實習？
而這個事件突顯的，也絕非僅是台灣欠缺處理國際事務能力的問題。它更突顯的是，在解嚴之後，政府對於人民的集會結社自由，究竟是否真的給予尊重或保護？
不久之前，在與中國維權律師與民間組織工作者交流的場合中，我曾分享台灣的人民團體法及集會遊行法的規定，及人民實際上遇過的行政刁難，他們聽完之後的反應是，其實台灣的規定也沒有多進步嘛。
台灣自1987年解除戒嚴至今還未滿三十年，民主的年齡比1984年就非法創立的台權會年齡還小。台灣本質上仍是一個很年輕的民主國家，因此也還存在許多延續戒嚴時期威權心態的法律，這些法律試圖不合理地管控人民團體，並且對於外國人的入境管理，也預設了各種懷疑及排拒的心態。從舊政府到新政府，改變的地方可說微乎其微。
若各級政府部門繼續用這樣傳統威權、不透明黑箱的方式，來處理國外實習生、跨國婚姻，甚至是難民無國籍、新移民、移工等國際議題，其實所謂國際化或新南向，不過就只是口號。因為它們永遠都不可能在這樣的作為底下被實現。
最後，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各國政府都在鼓勵資本的流動，外資的挹注，而當這些本國資本在其他國家發生侵害人權的事情的時候，國家主權就紛紛退位，認為這件事應該是對方國家的責任，互相推諉，拒絕向跨國企業究責，也無視所謂國際正義。但談到實習、婚姻，還是流亡海外、尋求庇護的人們的跨國移動，國家主權卻是處處設限，禁止交流。所謂的國家主權，似乎只能處理微小個體的流動。這不啻又是本案帶來的另一悲哀的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