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載自2017.07.17端傳媒，文／邱伊翎（台灣人權促進會秘書長、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執委）
7月9日，台灣社區大學課程經理李明哲「被失蹤」112天、中國維權律師大抓捕兩週年的日子，在台灣永和四號公園，除了社區大學的成果展及闖關活動，台灣聲援709事件及李明哲案的團體們也到場舉辦連署、拍照打卡和體驗酷刑的活動。在社大嘉年華會的熱鬧氣氛下，NGO 工作者用麥克風，不斷呼籲大家前來連署。
3月19日，李明哲從澳門入境中國，自始無法對外界溝通，家屬也完全無法與他本人聯繫。台灣政府發去的公文，中國一封都沒回覆。
李明哲，一個文山社區大學的員工，被中國政府扣上「顛覆國家政權」的滔天大罪，至今仍未正式起訴，卻已被中國政府關押近四個月。
儘管李明哲是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被中國關押，但此事件引發國際社會關注的原因，在於今年是中國實施《境外 NGO 管理法》的第一年。近年來，中國政府侵害外國人人權的案例並不罕見。去年，一名瑞典 NGO 工作者 Peter Dahlin 被任意關押了23天；今年3月，也發生過澳洲學者馮崇義教授入境中國後，被限制出境一週直到認罪才能離境的事件。中國對於人權的侵害，已不再限於中國國民，而延伸到其他外國人身上。
台灣NGO對中國認識不足
過去一段時間，台灣對於《境外 NGO 管理法》及其他中國相關法令的討論日益增加，這是過去很少發生的情況。若我們回顧2012年的鍾鼎邦事件，當時社會幾乎沒有太多有關中國法制的討論。如今相關討論日增，除了因為發生了如李明哲這類重大事件外，也是由於這幾年來，兩岸公民社會的交流互動非常頻繁。709被逮捕的中國維權律師，其中幾個曾來台灣交流，而李明哲自己，也是不斷透過網絡社群媒體或每年去一趟中國，跟中國的網友及公民有許多互動。中國這次的逮捕及關押，會否對這些互動造成寒蟬效應？我聽聞已有團體開始考慮到中國的安全問題，因為說到底，中國政府對於境內人民言論的紅線在哪，始終令人捉摸不定。
當我們展開一波又一波的救援，其實也曾被中國的朋友們嘲笑，怎麼這麼天真，要做什麼事情都事先通告記者。例如李明哲妻子李凈瑜的訪中行程，他們就會認為應該先偷偷闖關，成功後再告知社會大眾。但在台灣，一方面我們認為這是具公共性的社會事件，通常沒有必要隱瞞媒體，而是可以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進行；另一方面，自然也是擔心，若偷偷摸摸地去，到時又多了一人被抓，豈不更加頭痛。
儘管如此，整個救援過程中，也確實凸顯我們對於專制威權的中國了解並不多。他們那種完全不照牌理出牌的方式（例如在李明哲被抓兩個月後才說正式逮補、在半夜發出中介者李俊敏的新聞給部分媒體，卻沒在自己的網站說明任何資訊等），也着實令台灣救援團隊經常要應付一些突發狀況，緊急回應。
李凈瑜的選擇和李俊敏的角色
讓我們把時間推回今年4月。當中國派出前情報員李俊敏作為中介者，要求李凈瑜必須答應他所提出的相關條件時，李凈瑜斷然拒絕了。老實說，在電話這頭聽到她拒絕的當下，除了佩服並尊重她的勇氣外，我也是非常訝異。許多人可能至今都無法理解，李凈瑜拒絕的理由是什麼？甚至有不少人因而開始抹黑家屬，說她有其他政治企圖。
事實上，這個決定就是凸顯出一個事實：李凈瑜並不只是作為被害者家屬，她同時也是一個跟李明哲一起從大學時期就參與許多勞工運動、社會運動的人，拒絕是她的堅持。
早在2012年的鍾鼎邦事件，鍾鼎邦的家屬及當初聲援的民間社團們，就開始譴責李俊敏這種中介人角色。作為一個完全沒有法律授權沒有法令監督的民間單位及個人，他為何能代替中國政府來跟台灣的家屬傳話，並跟家屬談條件？ 這難道沒有違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33-1條的規定嗎？面對這些質疑，陸委會至今仍未給出答案，只表示會盡速研商處理，似乎想保留這個模糊空間，讓兩岸之間繼續存在所謂的「掮客」。但這真的是好事嗎？如此一來，陸委會、海基會的存在及兩岸的各種協議，還具有什麼意義呢？
如果今天家屬答應這個中間第三人所提出的條件，而最後被捕人沒有放回來，試問家屬可以對這個中介者提出任何訴訟嗎? 答案恐怕是不能。因為從頭到尾他就是一個完全沒有法律授權，也沒有任何監督機制的私下途徑。
李凈瑜做出這樣的決定，看似給台灣政府及整個救援團體出了一道難題，但事實上這個決定，也正是逼迫台灣政府必須正視及面對這個問題，不要再繼續因循苟且、便宜行事，繼續依循過去的路徑，採取私下方式解決。
當然很多人至今仍會問，採取這樣的救援方式，李明哲本人真的同意嗎？但事實上，李明哲是否同意，根本無人可知。因為他一直處於無法與外界接觸的狀態，沒人可以確定他的真實意志，包括當初李俊敏捎來的那封親筆信，也都無法證實是否出於李明哲的自由意志。對民間的協助者而言，一切救援手段的前提，就是信任李明哲、李淨瑜夫妻倆的理解及默契。
不過，當台灣的政府及民間社會其實沒有展現出太多支持家屬的力道時，李凈瑜也就決定了試行過去戒嚴時期救援黑名單或政治犯的方式——國際救援。2012年的鍾鼎邦事件時，鍾鼎邦的女兒鍾愛也是透過法輪功團體的安排，到美國國會進行聽證。
但是，這次的救援並沒有使用法輪功的國際串聯網絡，一切只能靠家屬及台灣 NGO 自己，因此在方向決定後，我們開始展開國際人權團體的連署、積極與國際媒體連繫，也跟聯合國的人權機制寫了緊急救援的申訴。
聯合國人權機制的受理
4月6日，台灣「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向聯合國的四個特別機制，提出緊急救援李明哲的申請。分別是：言論自由特別報告員、人權捍衛者特別報告員、強迫失蹤工作小組、任意逮捕工作小組。最後，聯合國決定由強迫失蹤工作小組作為窗口，正式受理此案。
台灣向聯合國申訴個案並非沒有先例。然而由於台灣並非聯合國的會員國，加上聯合國一向奉行一中政策，因此過去台灣申訴的案件，就曾因聯合國將該個案轉交給北京政府（而北京政府又非侵害該個案人權的政府），導致那樣的申訴完全無效。但這次的李明哲案，正好因為侵害人權的國家是中國，使得聯合國可以有介入的空間。
在6月底，我們去日內瓦拜訪四個特別機制的專員前，剛發生過有台灣的教授及學生參訪聯合國，卻因為持中華民國護照而被拒絕進入的事件。因此，我們起行前也是戰戰兢兢的，但由於協助行程的國際人權組織 FIDH 曾跟我們說明，若真的在安檢門發生問題而無法進入，人權機制的專員也不排除在外面咖啡廳和我們見面，我們才感到稍微安心。
順利進入聯合國大樓後，除了與四名人權專員見面之外，也見到了其他關切此案的專員，他們表示目前雖先由強迫失蹤工作小組作為窗口處理，但其他人也會持續追蹤此案，後續這個個案若解除強迫失蹤的情況，也可能再轉給另外三個（任意逮捕／人權捍衛者／言論自由）機制。
在這趟行程中，我們也見了不少駐日內瓦的其他國家代表。他們也都十分關注此案，並對台灣的人權狀況或實施人權公約的情況表示好奇，同時也紛紛對於台灣最近通過的同婚釋憲表示讚嘆。
對於台灣或可作為亞洲國家在民主人權上的一個帶頭示範，又或是可能對中國造成正面影響，其實有不少國際人士都表示，他們需要台灣，也認為台灣需要他們。不過長期以來，由於台灣被排除在國際社會之外，好像我們跟其他國家有的就只是經貿往來，台灣的 NGO 其實不像很多中國人權倡議等組織，那麼懂得如何運用這些國際勢力。
歐盟議會的決議文
除了聯合國之外，歐美國家對此事的態度，其實也影響着整個國際社會輿論的走向。
雖然歐盟在今年6月的聯合國大會上，因為其中一個會員國的反對，導致歐盟第一次沒有針對中國人權提出呼籲警告，但歷年來歐盟與中國的人權對話，及歐盟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中，都曾針對中國提出人權方面的呼籲。因此，也是在這樣的基礎上，跨黨派的歐盟議員於7月6日一致通過要求中國釋放劉曉波及李明哲的決議文。
歐盟議會討論聲援劉曉波及李明哲案當天，我們看着網絡直播，一直很擔心會不會有人只願意聲援劉曉波而不顧李明哲，畢竟劉曉波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幸好，每個國家的議員上台發言時，都口徑一致，要求中國釋放劉曉波及李明哲。
在台灣，大多數人應該從來沒有這樣關注過歐盟議會的開會過程。李明哲，竟讓我們跟那個遙遠的、時差六小時的歐盟議會，拉起關係。
除了劉曉波跟李明哲，我們看到在歐盟正式通過的決議文中，其實還提到中國通過的《國家安全法》、《反恐法》、《網絡安全法》、《境外 NGO 管理法》等，都限制了中國公民社會的自由及發展。事實上，劉曉波跟李明哲這兩個個案，都只是凸顯出中國持續惡化的人權現況，已經無限蔓延。而身處台灣的我們，真的還覺得這些事情都跟我們無關？
還可以做什麼？
或許有人會問，接下來，還可以做什麼？老實說，如果只有國際社會的譴責及奧援，而台灣政府及社會對此事並不表態，中國政府恐怕仍是可以完全不理會歐盟議會的決議文，或是聯合國的人權機制。
台灣政府及社會本身的反應，其實也左右着中國接下來還要把人關押多久，或是願不願意跟台灣政府溝通。
如果大眾繼續對於此事表示冷漠，或是保持中立，甚至譴責李明哲為什麼要去中國，那麼，事情恐怕不會有什麼好的發展。因此，除了連署之外，我們也希望展開更多對話，不論是519的晚會、64晚會或79的擺攤活動，或相關的演講，都是希望跟不同的社會大眾，進行更多的討論。
台灣每年有500萬人次進入中國，當中攸關基本人權的課題，我們絕對不可能視而不見。對於中國持續惡化的人權情況，台灣無法迴避。台灣的政府及公民社會，要選擇用什麼姿態去面對中國政府，如何透過與中國公民社會的相互交流，透過國際社會的支持，與中國政權交手，我們需要有更勇敢地踏出更多可能及嘗試，而不是自我限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