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務部長羅瑩雪，選擇在六四屠殺事件隔天，簽下六位死囚之執行令，試圖平息近來因劉小妹遭龔男剝奪生命後的巨大民怨。然而，過去幾年來，法務部不斷搬演死刑換治安的戲碼，但所謂嚴刑嚇阻說亦無效，兇殘殺人事件卻從沒止息過。合理的解讀是，每當馬政府民意低落，法務部就等待馬英九發落死刑，拿死刑犯人命換取支持度，這是多麼廉價與政治操作的正義。
筆者在人權組織工作，是三歲小孩的父親，選擇這份志業，就是希望孩子所生長的土地，能長出富有人權文化、人人有尊嚴的環境。那樣的社會，不見得是烏托邦，人們仍須面對各項挑戰：恐怖威脅、公衛潰堤、官僚制度腐敗、歧視仇恨反覆出現，甚至人會殺害他人生命，犯下世人難容的罪行。但筆者所想之境，並不會因人類無法避免的負面，而沮喪、挫敗、甚至滋生仇恨，反而人們將積極思索基於人性尊嚴的對策，要求掌權者站在基本人權價值，出面解決問題。
這次龔男割喉案，身為父親，亦同樣脆弱並感到害怕的凡人，也無法想像和接受，若殘忍發生在我兒身上，將如何崩潰斷魂。日前，抗議民眾照舊致電本會，抗議為何支持廢死，在對方得不到想要的答案後，話筒傳來：「你家小孩在哪，我要去殺他。」類似的抗議電話，瀰漫在許多友團辦公室中。但基於捍衛人權的信念，同志們仍在辱罵中尋找任何可能對話的基礎，試圖溝通為何基於人性尊嚴價值，須倡議廢死。
激化民意誤解公約
這波反廢死，許多民眾主張先不管公平審判了，應立即處決殺人者，甚至質疑兩公約之聯合國人權保障機制，是在保護「壞人」。事實上，若回頭看聯合國為何在二戰後起草與頒布世界人權宣言，並進而在1966年將宣言法律化為兩公約條文，就是在處理當時世人相似的憤怒與情緒：納粹大屠殺下的浩劫。而人權語言即踏在這樣的情緒中，透過各種多元背景的對話、思辨，最終形諸所見之兩公約條文。這些文字幾乎是在悲觀絕望中誕生的微光，起草者深知人類必定再犯，故透過建立普世人權機制，約束與減緩侵害人權再發生。
馬總統在2009年簽署兩公約，並促成國會通過施行法，策略地解決我國無法參與聯合國人權機制的困境，卻又可在國內實施兩公約人權政策的開端。但法務部2010年重啟死刑執行，無意尊重公約精神，去逐步檢討死刑政策，反而加速死刑腳步與激化民意，誤導大眾將兩公約簡化為只是保護壞人與反死刑的法律。這誤會大了，因為若僱主惡意剝削勞工，會需要兩公約勞動三權；若食安風暴不斷，需要健康權保障；若女性受壓迫，就需引用公約對抗歧視。兩公約所交織的是人作為人應享有的尊嚴生活，而我們真要因憤怒，放棄一切可能解決問題的路徑，卻選擇停留在仇恨對抗中？
兩公約的許多人權政策，仍待執政者發落，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已研擬出國家人權委員會組織法草案，但仍卡在府內無法決斷；兩公約初次國際審查會後，10位專家針對台灣人權狀況所提之81點建議，亦百廢待舉。我們可以繼續思辨死刑存廢爭議，但人性尊嚴的社會，為了下一代請不要等待，更勿輕言放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