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譯/ 郎于清、林品君 台權會志工
網路社群讓快速組織運動變得更簡單、更廉價,但略過了創造決策機制的工作,也意味著它們很容易消失。
那個曾經在2011、2012年,沒有領導者而自主佔滿世界各地城市的廣場,喊著「我們是99%」的人們到哪裡去了?
「很多參加『佔領倫敦』的朋友到世界各地去了,我們到遠方他鄉奮鬥的決定,或許是受到『佔領運動』的啟發,雖然不是每一個人都還在從事社會運動。我們彼此之間都還保持聯絡,並支持還在英國奮鬥的核心組織。有人回到美國,有人在巴基斯坦、希臘或印度⋯⋯我現在住在科威特,教年輕朋友做個批判思考者。」一位「佔領倫敦」行動的核心份子寫信告訴我。
運動解散後,人們在各處號召佔領精神,在街道上、書店裡,乃至議會和市政府。雖然說來矯情,但2011到2012年的「佔領運動」確實改變了人們的對話。改革派的白思豪就當選了紐約市市長。(主要政見:「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即99%的窮人對抗1%的富人)
現在在脫口秀上、暢銷書、大學商學院裡,都在討論「不平等現象」。美國亞馬遜排行榜上,托瑪·皮凱提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排名第四,在英國排名十五。更加震耳欲聾的是那些政治起義,或推翻了政府,或為對抗世界各地右傾和新自由主義勢力的左派大眾運動,重建了一些希望。
還是有抗議人們在廣場上聚集著。但整體來說,抗議的能量不集中,而且運動的議題也地方化(這向來幾乎是必然的)。政治焦點模糊了,而眾聲喧嘩如同催淚瓦斯外溢:到處都是,卻也是消失無蹤(everywhere but nowhere)。
「佔領運動」出了什麼問題?那就是,他們可以如雨後春筍般地發展,卻也在警察一介入後就瓦解,是出於同一個原因:對網路社群的依賴。如同土耳其裔美籍的社會學家Zeynep Tufekci正確地指出:「這些大型的公民運動,令人費解地消退,卻沒有達成你可能從他們的運動規模所期待對政策的影響」。她並說,「用科技來集結一個盛大的運動,比用來建造一個長久的組織要容易多了,而且人們容易錯把前者當成後者。
「問題不是出在網路媒體沒發揮它的功能,而是因為,在某方面來說,它把功能發揮得非常好。數位工具可以很快速地組織運動,成本低,這個特點一開始看來似乎是好事,但後來卻發現有個缺點:在沒有使用網路的年代,組織運動時為了躲過審查,或達成一定示威人數的繁重工作,能夠協助決策機制的形成,並幫助保持運動的能量,但現在因為有網路而跳過以上步驟,反而成為對運動的損害。」
像2011、12年那樣的運動浪潮是很罕見的。1848年在歐洲、拉丁美洲的自由民族主義者的暴動,大多數都被壓制了。2011、12年的「埃及革命」和「土耳其之春」的社運份子,他們或被謀殺,或被關,或躺在醫院,或被放逐,其他人則努力尋求延續。雖然這些運動有所嶄穫,但很多人意識到自己是孤立無援的,而且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彌補這種孤立感。
從大方向來看,佔領的時刻和「佔領運動」本身,在我們的城市中留下什麼印記?一連串的行動主義是其一。「佔領運動」的精神滲透到其他文化,運動能量散播各處,也作為其它掙扎和策略的先例。在大學中就可以看到,從「佔領運動」出身的人帶領了「收回投資石油公司運動」,以及「對抗鉅額學貸運動」(最新估計在美國有一兆美金的學貸)。許多佔領者回到日常生活,其中背負學貸的年輕人,在運動中感受到他們握有改變世界的操縱桿,於是一些人想要再發揮更多影響力。
在紐約市,「佔領運動」之後的能量發酵,人們發起反對警察「攔截盤查」(stop-and-frisk),以及幫助2012年珊蒂颱風受災戶重建的運動。「佔領運動」聯繫起運動組織者和社會邊緣人,一同戮力對抗財團。
在華爾街、倫敦金絲雀碼頭、州政府和華盛頓辦公室和會議室裡的高層,他們有為驅走暴民而鬆一口氣嗎?他們難道相信偏頗的金融改革,可以使他們免於面對再起的抗議嗎?當夜深人靜時,他們是否有料想到,在睡袋中的青年們可能成為現代版的農民起義?
政治理性,如果不是恐懼的話,會使社會菁英們更有所回應。右派勢力不只是歐洲唯一的聲音。點燃「佔領運動」的火花落在火種上,這就是歷史,一個個星火冒出,點燃一整片草原。從「佔領運動」出身的人,期待他們的機會再次來臨。他們也許是錯的—直到有一天,他們是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