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渡客與難民庇護: 中國民運鬥士唐元雋，考驗台灣人權價值

作者：顧玉珍(2002/10/31)

　　今年十月，雙十國慶後不久，中國民運人士唐元雋擺脫中共的監視，泅泳至金門大膽島，向號稱民主與人權立國的台灣要求政治庇護。曾因參與六四學運被中共判刑二十年，假釋出獄後又因籌組中國民主黨而再度入獄的唐元雋，雖然提出身份証明，王丹等流亡美國的民運人士也立即發出緊急呼籲，要求台灣「本著國際社會公認的處理政治避難的有關原則，不要遣返唐元雋，以免使他再次受到中共的政治迫害」，金門岸巡隊仍以非法入境及身份目的不明為由，依違反「國家安全法」等罪嫌移送法辦。　

　　政府要如何處理此案？陳水扁總統前不久才兩度強調，要「為推動亞太地區全面民主化而努力」（8/29, 亞太民主合作論壇），以及「為體現台灣民主特質的主動性與優勢性,要協助推動中國民主化」(9/8,三芝召開高層會議中指出)，如今面對一名要求政治庇護的民運人士，政府是否能不憚中共壓力，給予人道協助，還是會把民主鬥士送回獨裁者的刀俎上？

　　彭明敏教授在《自由的滋味》書中自述一九七０年的逃亡經歷：「海島的最後一絲微光，在後面漸漸地消失了。我差不多已經到達了公海，擺脫了國民黨特務的掌握，在我一生中，從未感受到這樣「真正」自由的感覺……自由的感覺是那麼強烈，幾乎使心身承受不住。……我冒著生命危險逃離台灣這個事實，就已完全否定了那個政權和它想毀滅我的各種宣傳。」他尋求瑞典政府的政治庇護，隨後又以所謂「無國籍政治難民」身份進入美國，先後受聘於密歇根大學、俄亥俄州賴特（Wright）大學客座教授。

　　在獨裁黑暗的時代中，他國政治庇護為台灣民運人士提供續命與續志的香火，刺蔣案的鄭自才、撰寫＜台灣人四百年史＞的史明、國策顧問謝聰敏都曾受惠於國外庇護。

　　庇護難民是落實人權跨國界與普世化價值的基本功。＜世界人權宣言＞第十四條第一項闡明：「人有權在其他國家尋求並享受庇護，以避免迫害。」聯合國更於一九五一年通過＜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一九六七年通過＜關於難民地位的議定書＞，要求有難民進入的國家，應儘量給予政治庇護，絕對不可將之遣送回國。為什麼強烈要求各國須對人權被侵犯者提供庇護的權利？聯合國大會第三委員會的討論記錄指出，此舉不僅基於個人人權與人道主義的關懷，更因為若無跨國的庇護機制，人們將不願意為他們的權利挺身而出，進而推動國際社會更加尊重人權標準。

　　然而，台灣人向來只有被他國政治庇護經驗，國內也缺乏救濟難民的庇護法。過去只有因應國共對峙而擬定的「對匪陸海空軍重賞招降辦法」，以重金懸賞駕機來歸的「反共義士」，強調因利勢導招降納叛，扭曲國人對難民庇護的看法。如今雖然政黨輪替，號稱「人權立國」，夸言要輸出民主與人權經驗，但是對於逃避迫害而來的人們，我們是否願意並有能力給予適當的人權保障？在「反共義士」沒落之後，「非法」來台者全部被打為「偷渡客」，無論他是民運人士或國際公認的西藏難民。在台灣，「偷渡客」向來被污名化為罪犯或社會問題製造者，一律以「遣返」來便宜行事。

　　唐元雋案不僅是一件關乎偷渡的個案，它突顯台灣對難民之人權保障法令及機制之缺乏。德國作家海里希．玻爾(Heinrich Boll)說過，二十世紀將主要作為難民的世紀而被銘記。難民己成為世界上普通公民日常意識的一部分，台灣也許起步晚了，但遲到的認知總比虛情假意的無知好，讓我們摒棄對「反共義士」與「偷渡客」的歷史成見，研擬出真正能保障人權的「庇護法」及機制程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