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捍衛者，聽起來好像很酷炫，他們穿梭於街頭，揮旗、吶喊、面對衝突，普遍給人一種基進的印象。然而，在小確幸橫行的台灣社會，人權捍衛者的處境難以樂觀，經常被輿論貼上「Trouble Maker」的標籤，認為這群人就是唯恐天下不亂的麻煩製造者，抑或直觀地將人權捍衛者與NGO工作者劃上等號。然而，1998年聯合國會員大會上通過的《人權捍衛者宣言》（UN Declaration on Human Rights Defenders）指出：「任何人無論是身為個人或與他人結社，皆有權利在國內及國際間，為促進爭取人權及基本自由之保障和實現而奮鬥。」明確揭示了任何人都可以是人權捍衛者，以及追求的核心價值。
亞洲人權論壇（Forum Aisa）於12月3～5日舉辦第六屆人權捍衛者論壇，150多位來自亞洲22國的人權捍衛者齊聚馬尼拉，分享各國人權現狀、遭遇的困境、共思解決機制、建立可行的聲援網絡等，並安排會見聯合國人權捍衛者特別報告員Mr. Michel Forst，台權會代表亦當面報告了台灣人權捍衛者近年所面臨的挑戰。
聯合國人權捍衛者特別報告員Mr. Michel Forst發言
這場論壇原定於泰國舉行，但由於軍政府政變、發布戒嚴令，不得不改至菲律賓舉行。論壇期間，來自泰國的與會者分享了反軍政變運動的近況，起初由5位大學生於坤敬市發起的快閃行動，在泰國總理帕拉育發表演說當下，模仿電影《飢餓遊戲》女主角，高舉三指手勢表達反對政變的訴求，遭到當局逮捕，此波行動掀起泰國公民社會的響應，紛紛以豎三指抗議軍政府的蠻橫。隨著局勢日趨險境，泰國人權捍衛者彼此的支援網路愈顯急迫。
泰國反政變示威
論壇後期與會者分組進行討論，進一步提出維權過程遭遇的難題，除了生心理的威脅之外，來自中國的與會者表示，在培力草根非政府組織的過程中，經常遭受公安的騷擾，甚至在活動尚未進行前就收到當局的「關切」，不免懷疑是電子郵件的往來遭到監控。此外，當局經常以各種理由，要求交出組織內部的文件，甚至是其他友團的資料。
韓國PSPD的與會者也提出了國內人權倒退的種種惡況，例如朴槿惠上任以來濫用《國家保安法》打擊異己的行為，左翼親北韓的統合進步黨議員李石基因涉嫌宣揚北韓主體思想遭到起訴（本月12日，韓國憲法法院裁定解散統合進步黨，並撤銷該黨5名國會議員的議員資格，此舉為韓國憲政史上首例）。此外，GONGO在公民社會的壯大，成為人權捍衛者必須面對的另一項重大難題，該如何界定GONGO？GONGO也能算是公民社會的成員之一嗎？人權捍衛者如何面對GONGO的反撲？
台灣人權捍衛者的難題同樣難以計數，尤以今年4月法務部一次執行了五位死刑犯的行徑，令在場的東亞國家的與會者驚愕不已，台灣雖然不是聯合國成員，馬英九政府仍自行批准了各項國際人權公約，經過立院審議完成內國法化，卻對公約規範的義務置若罔聞，日前甚至出現法界人士主張兩公約施行法違憲的荒謬論述。此外，近年公民運動的浪潮再起，遭受國家暴力變本加厲的反撲，各種血淋淋的場景猶如威權復辟。
而與會者共同的疑問是，如何改善人權捍衛者與聯合國體系之間的聯繫與溝通？面對來自世界各地的陳情個案，聯合國的回應經常是緩不濟急的，寫信給SR確實是一個特別的管道，省去各種繁瑣的行政程序，即使非聯合國成員依然可行，但仍有與會者表示，寄出的郵件經常石沉大海，在刻不容緩的公民運動節奏下，如何銜接聯合國的支援，似乎還有相當大的努力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