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逸翔／台灣人權促進會祕書長
二〇二三年夏天，香港反送中運動的四年後，被中共政權直接控制的港府，打算將世人譽為香港「國歌」的《願榮光歸香港》列為禁歌。許多在台港人遂於六月十二日「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占領行動」週年，發起在台北與台中街頭接連快閃高唱行動，當歌唱到「在晚星／墜落／徬徨午夜／迷霧裡／最遠處吹來／號角聲」之處雖音調低沉，但迎來的是後續高亢奮力的「捍自由」。
一首歌的短暫時刻裡，在台港人們是否彷彿又回到當年金鐘與中環一帶，繼續以身體參與史詩般的如水革命，只為煲底相見？但當在台港人激昂帶領眾人高舉拳頭並吶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口號後的真實處境，是每位離難的港人在大規模政治暴力施展的壓迫下，必須遠離香港家園出走、卻也難以在台灣或異地安身、何以安身？這些隱而不見、交織壓迫的傷痕，呼應著這本書圍繞著「無國籍人」最核心的那些元素：流離、危難、認同。
米拉．西格爾柏格（Mira L. Siegelberg）教授這本關於「無國籍人」之書，對於台灣的讀者而言，是一趟艱難的閱讀之旅。首先，整本書所開展的歷史場景與思想地圖，幾乎都在歐洲大陸與西方的思想史。本書的視野，其實並不在我們身處的亞洲；書中唯一提到亞洲尤其是與台灣有關的語句，只有在提及一九四九年歷史上大規模流離失所的全球現象時，簡單帶到「有數十萬中國大陸人逃到香港和台灣」。究竟當前我們在台灣所理解與所接觸的難民、無國籍者的概念與樣貌，比如因反送中運動來台的港人、不同時期來台的流亡藏人等，若要往前追溯與對照作者所拉出的歷史縱深與概念思想史演變，恐怕有待另一本關於亞洲無國籍人的專書，有一天問世。
作者定位此書為「一部關於無國籍人身分、人權與國家主權的近代史」，試圖透過兩次世界大戰之前、期間與之後的各種有跡可循的素材，不斷探尋與反覆翻轉「無國籍人」這個概念與其現實意義，這些素材包括歐美流行的小說內容、幾個關鍵重要的司法訴訟與判決、國際法、人權論述與政治學者的各種學說、各種相關社群的活動、乃至國家主權之外各個國際組織的演變與嘗試。順著作者這趟有點艱難的思想與歷史之旅，我們看到的是戰爭前後各個政治實力的興衰與消亡，而「無國籍人」作為一個對主權國家而言彰顯其權利擁有者的法律意義、政治意義、思想概念的定性等等不同面向，就在作者所敘述這些變化過程中，逐步沉澱為今天我們在《世界人權宣言》、《關於難民地位公約》及其議定書、以及《關於無國籍人地位公約》等國際人權文件中的主體內涵。
但這些還不夠，米拉教授更一步接受漢娜鄂蘭的主張，認為最核心的是要去確立因為各種原因失去國籍、或成為難民的世界公民，在沒有主權國家為依歸和保護的狀態下，必須要在國際現實下被確立仍保有「擁有權利之權利」。也就是說，在鄂蘭理想的世界裡，所有人都是公民，都必須具有公民權，她提議有「一項受國際保障的公民權，無論這項公民權是什麼」，否則剝奪公民身份就「可以算作危害人類罪」。
但完成於二〇二〇年十月的此書問世後，米拉教授對未來世界探問的無國籍人難題，指向氣候變遷下因國家被海洋淹沒後遭大自然驅逐的無國籍人危機。這確實可能在不久的未來會發生，但筆者認為，在此書中文版問世的當下，事實上當前全球最關鍵的危機，仍然在於戰爭、武裝衝突與極權國家的擴張。二〇二二年二月俄羅斯普丁政權對烏克蘭發動不義的侵略戰爭，至今仍未有停戰的跡象，但上千萬的難民、流離失所者，毫無疑問就是戰爭再度製造的人道危機。此外，比起俄烏戰爭，更被國際社會所忽視的二〇二一年二月緬甸軍政府政變，同樣逼使大批緬甸難民逃往泰緬邊境和周遭鄰近的國家。而世界局勢潛伏的威脅，其實是中國在不放棄武力併吞台灣的局勢之下，可能引發的另一次世界大戰，更大規模的核武戰爭、更大規模的金融危機、更難以想像的人類浩劫，若隱又忽現。
本書對台灣讀者的另一個艱難之處，在於我們對於難民與無國籍人的具體樣貌無知且陌生，程度可說是主流社會之外、比邊緣者還要更陌生和被邊緣的少數族群。簡言之，就是台灣政府、政治人物乃至一般社會大眾，恐怕根本不在乎這群「他者」是誰？為何離難？何以安身？唯一在乎難民和無國籍人的，應該只剩下如筆者一樣所在的公民社會非政府組織。但當筆者讀到米拉教授引述漢娜鄂蘭在《極權主義的起源》所述的，「更糟糕的是所有為保護人權而成立的協會、所有要達成新人權法案的努力都是由邊緣人發起的──一些沒有政治經驗的國際學者，或是專搞慈善的博愛主義者，他們受到了一些含糊的理想主義情緒所驅使」時，也是會細思極恐。我們的人權倡議工作是否如鄂蘭說得如此不堪，當然關鍵在於，我們的人權工作是理想主義，還是務實取向？
如同此書唯一提及台灣的文句，指的就是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府與大批來自中國各省的移民，其實就是流離逃難來台的「難民」。諷刺的是，當前台灣政府在難民庇護制度付之闕如的情況下，實務上非常不歡迎來自各國與中港澳各地的難民和尋求庇護者，而政府為了遵守兩公約規範的「不遣返原則」，這些尋求庇護者不是漫無目標地人生卡在台灣動彈不得，不然就是只能前往安全的第三地。筆者所在的組織與許多公民社會的人權團體，基本上就是務實地因應來自不同國家的尋求庇護者，他們可能因為原籍國對其施加的各種壓迫，比如針對LGBT+身分的暴力迫害、強迫勞動、宗教人權的打壓、戰爭武裝衝突的原因等等。我們這些「以保護人權而成立的組織」，確實不斷在推動人權法制的建立，而最終的目的其實是很務實地以人權作為基礎，讓高唱《願榮光歸香港》的在台港人與類似處境的尋求庇護者和無國籍人，一方面可以在安全的異鄉安身立命，但同時也能期待終有一天，當原籍國迫害的原因消滅之後，作為一個世界公民與完整的人，可以自主選擇前往他想去的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