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於8月23日刊登於天下未來城市
網路空間同時具備自己的房間與交誼廳的性質，可以從事私人通訊，也能公開暢聊。通傳會公布的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即是在規範交誼廳的場地出租方（數位中介服務提供者）、會場內架設舞台的業者（線上平臺），也就是在網路內容管制中，政府可以干涉到何種程度，以及如何介入。
討論草案前，對網路內容管制的現況有所認識，更能夠辨識出草案試圖緊縮與擴張的權力分別為何。從跨國平台的網路透明報告，可以看到業者採用自律規範管制的網路內容，以及依各國政府依法要求限制的內容。國內業者並沒有公布透明報告的習慣，但從台權會過去的調查得知，台灣已有多個政府機關自行依法，要求業者限制網路內容。也就是說，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尚未進入立法院的現在，各機關已經能依法（例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入出國及移民法）要求管制網路內容。
強化法院把關，卻又開啟行政機關加註警語後門
數位中介服務法新增資訊限制令的制度，讓獨立於行政機關的法院，依機關提出的作用法與事證判斷內容是否違法。雖然依據通傳會在8月16日公聽會所言，目前尚未與司法院討論法院量能與程序規定，至少比現行做法多一層把關。然而，數位中介服務法同時也為行政機關擴充「加註警語」的權力。只要中介機關能依法向法院提出資訊限制令，不用等法院裁決，就可以要求業者對謠言或不實訊息附加警示。其立法理由引用歐盟2018年的《視聽媒體服務指令》，但該指令的原條文既非針對不實訊息，也未要求加註警語。該指令主要針對基於種族、膚色引起暴力的仇恨言論。草案引用的條文規定也僅要求提供媒體識讀方法，而非要求加註警語。
回到台灣的現況，近年在社會秩序維護法上針對謠言大量移送，法院多數不罰，已經凸顯任意執法的問題。再加上各機關要求限制網路內容的作用法是否明確，更是一大挑戰（例如：警政署以刑事訴訟法第229、230、231條要求下架涉及詐騙的網路內容1）。目前已知的加註警示為跨國平台針對疫情的警示，以及業者根據第三方事實查核團體提交的不實訊息查核內容警示，政府不適合再多開一扇門，增添濫權的可能。
光明面：讓透明與課責成為義務
台灣已經有行政機關要求限制網路內容的當下，卻缺乏定期公開請求數量與依據的透明機制。過去的統計是由台權會申請政府資訊公開彙整撰寫為台灣網路透明報告。數位中介服務法要求政府機關必須限制請求登載於共同資料庫公開，這是一大進步，能夠促進公民社會有足夠的資訊監督政府發動權力。然而草案規定只有各主管機關「依法律」要求限制網路內容需要登載共同資料庫。就公開資料所知，台灣至少有兩個部會主動發布新聞稿表示曾以溝通、檢舉等業者本身的自律規範要求限制特定網路內容2。公民社會無從得知，其他機關是否使用業者自律規範請求限制內容，而現行跨境業者透明報告，僅區分以各國政府以法律發出的請求與業者以內容管制條款自律限制的部分，並未明確舉出政府使用業者自律規範檢舉之情形，對於政府利用自律規範檢舉缺乏透明與問責機制。又本草案對限制網路內容的門檻較現況為高，未來可能會出現政府機關以業者自律規範、既有政策檢舉或要求限制網路內容之情形。符合政府課責的作法，應當加入各該主管機關依業者自律規範要求限制網路內容，也須一併登載共同資料庫，公開相關資訊。
除了政府之外，草案也對要求業者做到聖塔克拉拉原則 (Santa Clara Principles) 1.0版本中的最低透明度要求。公布限制內容數量、告知當事人原因、提供有效申訴制度，都是許多跨國平台承諾並持續改善的事項。聖塔克拉拉原則已在去年公布2.0版本，台灣業者若要趕上，比起罰則，更亟需輔導。整體來說，更高的透明與問責機制更能讓社會察覺網路內容管制的變化。問題是，伴隨著要求業者「知悉」與「自律」限制內容，並且帶有罰則，可能讓業者趨向廣泛刪除。誤擋誤刪機率上升，並不利於民主社會重視的公共討論與社會正義。
潛在隱私風險與言論自由衝擊仍有待評估
除了言論自由之外，數位中介服務法對於要求業者保存使用者資料的部分，目前沒有設定期限。建議仍應該設定合乎國際規範的保存期限，降低隱私風險。另外草案也要求平台取得賣方身分識別文件，才能進行通訊交易。但是，銷售不實或詐欺是否真能靠實名解決？使用社群網站或通訊軟體私下交易，是否算是草案指名的交易方式？每天在網路空間穿梭，使用者會擔心受騙，也會害怕網路朝實名的方向滑坡。數位中介服務法的公眾諮詢過程，如果能有衝擊評估，分析對隱私權、言論自由的影響，將能幫助大眾理解草案可以如何協助緩解當前台灣社會遭遇的問題。數位中介服務法中有許多良好的設計，比如透明度，如果政府有提升透明度的決心，可以從公布各機關調取個資、限制網路內容的統計開始，不需要等到數位中介服務法通過，現在就可以開始。先有一小步成果，草案也能往好的方向調整前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