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炎疫情引恐慌：電子監控的「民主內傷」誰來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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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登於鳴人堂

文／何明諠（台灣人權促進會副秘書長）

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發酵至今已近2個月，行政機關在防疫上嚴謹以待，獲得國人多數肯定，也成為國際輿論稱讚焦點。

但本次防疫所採行的許多電子監控手段：特別是不少跨部會的資料串接、電信監控、口罩實名制等機制的運作，在欠缺足夠的法律及個資風險控管前提下，讓台灣潛藏著實質邁向監控國家的風險。在防疫同時，我們亦須謹慎以待，避免民主社會因本次事件，洞開未來國家監控的大門。

健保、入出境、警政資料串接：合法性及退場機制不明

就資料串接的部分，健保資料勾稽入出境資料，或近日警政署M-Police系統勾稽居家檢疫者資料，可說是檯面上最顯眼的例子。健保資料、入出境資料或居家檢疫者資料，本分屬不同的政府機關管理，這些資料非依法律，本不能相互流通，私部門也無法任意查看，這是民主社會為保障個人尊嚴、預防政府為惡所建立的防禦機制。

但以健保資料勾稽出入境資料為例，個人旅遊史的揭露，固然有助於穩固防疫網絡，但當資料揭露範圍隨全球疫情升溫而持續增加時，疫情指揮中心不僅至今仍未交代明確法律依據，也對可能的濫用欠缺警覺；因此日前開放無卡化查詢旅遊史的服務後，就間接造成醫療院所濫查員工旅遊史的惡例。

同理，警政署也在2月底公開表示，為了防止居家檢疫的人隨意外出，已將居家檢疫者的資料串接至警用的M-Police系統中，但其聲明中不僅再次迴避了法律依據的問題，更未交代資料串接後，是否會影響整個防疫期間，甚至防疫後的盤查密度。

退萬步言，縱使擱置合法性的疑慮不談，並承認政府當前這些大規模的串接資料與揭露，皆屬防疫作戰「特別時期」的「必要作法」，然指揮中心是否也應向全民交代，這樣的跨部會資料交換，究竟何時將「不再必要」，從而可予以退場？

通信紀錄：低標準的調取流程恐架空《通訊保障及監察法》

政府這陣子使用電信資料進行監控的措施，也值得我們重新檢視，在過去的1個多月，政府屢次以配發手機的GPS定位（屬通信紀錄），掌握居家隔離或檢疫者的行蹤；或者，行政院屢次宣稱會透過調閱個人手機的通信紀錄（連結1、連結2），以掌握個人的接觸史，在在都是對人民通訊隱私的威脅。

通信紀錄足以反映個人的生活細節，其揭露所造成的隱私危害時常並不比通訊內容來得低，這早已是近幾年國內外公認的事實。我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下稱通保法）也已在2014年後，對通信紀錄的調取進行了相對嚴格的規範，認為原則上須犯最重本刑3年以上的罪，並經法官同意後方能調取，且政府每年也必須揭露相關的統計，確保外界有實質監督的可能。

但觀察疫情指揮中心至今所提出調取通信紀錄的法律依據，似乎僅有《傳染病防治法》第48條及58條的含糊規定（或是再加上近來通過的紓困條例第7條），且程序上既無須法官審核，亦毋須製作統計報告。

傳染病的防疫期間動輒多達數個月，若政府在這段期間，僅需援引前述法律，即可無視通保法調取通信紀錄的相關規定，則不僅通保法在漫長的防疫期間有被架空的風險，通訊監察也可能假防疫之名而遭濫用，這不啻將成為我國個資保護的嚴重漏洞。

口罩實名制的消費資料：善用？濫用？不透明如何把關？

最後，口罩實名制雖有效控制了口罩的價格及避免過度的囤貨，但因此累積的大量實名消費紀錄，除用作政府調整口罩配發的政策外，是否還有其他用途？防疫結束後資料又要如何處理？指揮中心皆應儘快給予明確的說明。

會擔憂這件事，理由在於，分析大量消費資料所能得到的生活細節，時常超乎我們預期。我們可以試著能想像各種資料探勘的可能。例如購買口罩時常是結伴同行，並在住家或辦公室附近發生，於是藉由比對不同人的口罩消費時間、地點，特定人的交友圈或生活圈將可能被輕而易舉地勾勒出來；同樣的，一旦生活圈被勾勒出來後，若資料顯示特定人的消費突然越出了其固有的地理空間外，也有被特別標示的可能。

更甚者，檢警機關是否可能將這些消費紀錄或整個實名制的系統，轉為其監控系統的一部分，也是需被考量的。誠然，前述聽來驚悚的資料探勘行為可能不會發生，然而在政府沒有具體交代資料的去向前，縱使發生了，也並不令人意外。

一個明確的事實是，實名制做為高效率監控措施的本質，並不會因其用來協助口罩配發而改變。當口罩成為民生必需品，所有國民都成為資料被蒐集的主體後，作為蒐集方，政府本就有義務說明相關資料在防疫上會怎麼使用、不會怎麼使用；負責任的政府更應及早告知公民社會，當未來防疫告一段落後，所蒐集的資料又將被如何處理。唯有如此，公民社會才有辦法為自己的資料，與所身處的民主體制把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