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國彥／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
新黨青年委員會召集人王炳忠等人遭警調人員登門搜索、拘提，引發新聞熱議。輿論討論此案所牽涉的法律問題，或有指出警調原本拒絕王炳忠的委任律師進入搜索現場，可能侵犯被告選任辯護人的權利；或有探討王炳忠被破門之前，對著門外警調錄影、開直播，是否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
折騰了一整天，台北地檢署在午夜無保讓王炳忠等人自由離開，支持者也指出王炳忠似乎是以「證人」身分遭到拘提與搜索，而非犯罪嫌疑人或被告的身分。調查局在前晚發布的新聞稿，進一步證實是先後使用證人通知書、傳票通知證人到場說明，遭到拒絕後，向承辦檢察官請示，才決定出示拘票拘提王炳忠。但這樣的偵查程序，依舊籠罩厚重的違法疑雲，以及檢警調近年偵辦國家安全事件，究竟是堅守正當程序、抑或大幅撤守的疑慮。
實務上少見的拘提證人
首先，關注社會事件的民眾應該不會感到陌生，檢警調經常會以證人身分約談、通知當事人到案說明，不久後再「證人轉被告」。但在目前的《刑事訴訟法》制中，證人接受偵查機關訊問時，並無保持緘默或請求律師陪同在場的權利，程序上的保障強度遠遜於被告，更無從得知所陳述的內容未來是否會因為身分轉換，而成為不利於自己的犯罪證據，因而此種辦案手法長期以來都面臨著「騙取被告供詞」的抨擊。
在昨天的爭議中，我們不曉得王炳忠等人未來是否會轉換為被告身分，但在刑事偵查實務上，警調清早大動作登門拘提、搜索，通常都是針對具有相當犯罪嫌疑的被告，鮮少有證人會接受此等「高規格」待遇。王炳忠從被拘提到離開地檢署，人身自由被拘束長達18小時，若謂他實質上已被視為刑案被告，應不為過。因此，若檢察官未來真的將王炳忠由「證人身分轉為被告」，前日卻讓他以保護程度不足的證人身分，接受侵害強度相當劇烈的搜索、拘提與訊問，恐怕又會引發「玩弄被告於股掌間」的爭議；反過來說，若王炳忠在本案中一直維持證人角色，則檢察官有無必要針對不涉及犯罪、身世清白的證人破門拘提外加搜索，更涉及強制偵查手段是否牴觸比例原則的爭議。
人身自由保護不是三合一即溶咖啡
更嚴重的問題是，支持者指出警調登門時出示給王炳忠的約談通知書與傳票，記載的到案時間為上午8:30，卻清晨6時許就開始搜索與準備拘提。對照調查局的新聞稿，也承認先後使用證人通知書、傳票通知王炳忠到場說明，被拒絕後再出示拘票進行拘提。若此一拘提過程屬實，至少有2個非常嚴重的違法問題。
《刑事訴訟法》第178條規定證人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者，除了可以科處罰鍰外，並得予以拘提。法律要求檢察官決定拘提證人前，必須先經過「合法傳喚」的程序，並由檢察官判斷證人不到場的理由欠缺正當性時，才可以進入下一階段的拘提，顯然寓有比例原則的精神，避免動輒對人身自由採取過於激烈的侵犯手段，亦即不該一出手就是撒手鐧。但刑事偵查實務上，仍不時出現同時手持「約談通知書+傳票+拘票」的辦案手法，只要當事人第一時間拒絕配合到場說明，警調馬上拿出拘票、強制拘提。然而，此種「三票合一」的拘提方式，形同架空前階段具有緩衝作用的傳喚手續，直接進入強制剝奪人身自由的拘提程序，《刑事訴訟法》第178條所定「經合法傳喚」的拘提要件顯然也喪失意義。警調此次同樣以「三合一」的手法拘提王炳忠，我國的刑事被告人權恐怕也像即溶咖啡般再次被稀釋攪和。
此外，若警調準備的通知書與傳票上，記載要求王炳忠到案說明的時間為上午8:30，則警調清晨6時許敲門，王炳忠自然沒有配合開門的義務，警調人員更無權認定王炳忠「拒絕配合到場查證」，而逕行進入下一階段的拘提程序。此處警調的傳票記載若屬實，將是非常嚴重的拘提程序瑕疵，並違法侵害人身自由。
降低法制水準、向對岸看齊？
到目前為止，王炳忠等人在形式上都仍只是這起國安案件的證人。相對於犯罪嫌疑人與被告，證人是配合國家調查、作為證據方法的第三人，檢察官若準備對證人採取拘提、搜索等強制手段時，必須遵守更嚴格、更符合比例原則的啟動門檻，以避免國家權力的濫用。特別是極敏感的登門「查水表」，涉及違反當事人意願、強行進入民宅的搜索與逮捕，對不涉及犯罪的證人居住安寧、人身自由的破壞非常劇烈，檢察官與法院在核發拘票、搜索票時都應更加謹慎與自制。
但在這次王炳忠等人遭到拘提與搜索的事件中，突顯檢警調處理挑動敏感神經的《國家安全法》事件時，心裡的小警總依舊蠢蠢欲動，追求保護國家安全的目的輕易壓過謹守正當法律程序的基本要求。當我國政府譴責中國官方以「顛覆國家政權罪」關押李明哲時，也別忘了在處理自身國民涉及的國安事件時，更應給予當事人有別於中國法制、最完整的正當法律程序保護，切勿以國家安全之名壓低我們原有的法制水準，卻向對岸處理李明哲案的粗暴與顢頇看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