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亦刊載於2016.06.17PNN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文／何明諠（台灣人權促進會，網路自由與隱私計畫專員)
台北市政府近來因政風處使用測謊、調取通聯紀錄、電子郵件等方式，調查內部員工洩漏資訊給網路傳媒的事件，而引發了軒然大波。
儘管測謊是當前爭議的主戰場，但也陸續有不少人開始質疑，北市府調取通聯紀錄的行為，是否須符合《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的規定。對此，北市府政風處長劉明武16日表示，北市府只有調閱公務手機的通聯紀錄，並未調閱通聯內容，且只要機關首長同意，就可以調取公務手機（通訊設備）的通聯紀錄，所以沒有通保法適法性的問題。
劉明武處長的話雖短，但卻意味深長，因為那似乎傳達了以下兩個觀點：（1）北市府的員工一旦使用公務通訊設備，就表示自願放棄部份秘密通訊的權利。（2）相較通聯「內容」，通聯「紀錄」對隱私的侵害不大，大家不要太在意。
使用公務通訊設備，就是自願放棄部份秘密通訊的權利？
關於第一點，更籠統一些談，其實就是與工作場所的通訊隱私該受何種程度的保障有關。我國目前在《刑法》、《個人資料保護法》、《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裡，雖對檢警機關侵犯人民秘密通訊的情形有所規定，但有關雇主權益與勞工通訊隱私間的權衡，目前仍無任何直接的規範。一般而言，雇主所以能主張要限制勞工之隱私權，多半是基於雇主為通訊設備及工作場所所有人，並且要保護雇主的特定利益，但即使如此，也不表示雇主使用的手段不需遭受限制；無論在國內外的討論，手段與要保護的利益間的適切性，或所謂的比例原則，都依然是在此最常被提及的要件之一。
在台灣，過去最多人討論的案例之一，應是台北地方法院91年度的勞訴字第139號判決。該判決在討論勞工能否對公務信箱中的電子郵件內文主張隱私權時，以是否有「合理期待」或「法律依據」，當作判斷的依據。判決中強調了「勞工同意」、「雇主明確宣示」、或是否有「法律依據」的重要性，認為雇主要監看電子郵件，也必須符合這些要件。而這些要件也意味著，即使雇主是通訊設備或工作場所的擁有者，也不表示勞工在其空間，使用其設備時，就可被直接視同自願放棄相關的通訊隱私，而是仍必須視個案情節而定。
所以若把場景拉回北市府，我們難道就不能問，北市府到底基於什麼理由，要保護什麼利益，而使其政風處長得以宣稱，只要首長同意，就能調取員工通聯紀錄呢？如果公務員本人未曾同意這種做法，那我們的公務機關有明確宣示過這個條件嗎？或者另有法律規定呢？如果有，為何不一次把話說清楚，非讓市府攬上更多誤會不可呢？
比較不敏感的「通聯紀錄」？
其次，通聯紀錄真的一點都不更不敏感。儘管紀錄上所載的，只是通話對象、通話時間、基地台位址、通訊形態等資料，並沒有任何通聯內容，但這些「後設資料」（metadata）的重要性，早在2013年，美國國安局探員Snowden揭露舉世震驚的稜鏡計劃（PRISM）時，就曾徹底展示給世人看過了。一份詳實的通聯紀錄，輔佐另一些額外資訊，時常就已能大致勾勒出該人的生活狀況或性格。我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在2014年1月29日的修法中，新增了第3-1條有關通信紀錄的規定，並在第11-1條比照通信內容，限制調取通信紀錄的條件，也都是在肯認這些非內容資料的敏感性。
政風人員雖不具司法警察身份，但與檢警單位合作密切的他們，豈會不知這些資料的重要性？
「首長同意」只是一個霸道的解釋
最後，為了避免不必要的誤會，我們必須再次澄清，這篇文章的目的，並非是主張北市府絕不能調取員工的通聯紀錄。誠如先前所說，我國目前的相關法律，對此還未有直接的規定。透過這篇文章，我們要說的不過是，北市府這次對外界質疑調取通聯紀錄適法與否的回答，非但不細緻，而是根本就是霸道。「首長同意」、「首長權責」這種回應，對「法治國家」而言，只是行政機關單方面的宣示，與法律完全搆不上邊；它不僅無助化解外界的質疑，也不能解決公務員與行政機關間的不信任感。這種與外界和內部溝通的方式，對一個強調開放透明的政府來說，毋寧是最大的諷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