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許仁碩（台灣人權促進會法務）
3/31的深夜，抗議亞投行的抗爭群眾突襲了總統府，抗議的理由之一，是政府在未充份公開資訊與討論的情況下做出近乎突襲的決策。從反服貿、反課綱微調、諸多公共工程弊案、亞投行等議題，內涵雖有不同，但共通之處在於政府以不公開相關資訊，阻斷了人民的監督與參與機制，因而引起公憤。
政府資訊公開法的立法已經步入第十個年頭，該法第一條清楚揭示了政府資訊公開是「增進人民對公共事務之瞭解、信賴及監督，並促進民主參與」的重要基石，可惜實務上卻往往是背道而馳。去年二月進行的課綱「微調」，眼看就要在下學期上路，迄今教育部仍堅持委員名單、會議記錄與投票單都不得公開。當民間團體在一審勝訴後，教育部在上訴理由之中舉出以下兩點，第一，人民的資訊公開請求範圍不得大於民意代表，換言之，行政機關連民代都不給的資訊，豈有給一般人民的道理？第二，在民主體制下，政府決策的「公益」自有司法、監察院等監督機制充分保障，不須透過資訊公開保障，換言之，「公益」有無是既有「民主」體制說了算，豈容一般人民置喙？
從教育部的答辯理由當中，可以看出歷來政府被要求公開資訊時，斤斤計較要資料的人必須是某某民代、某某委員，並且只願意在官僚體系當中被檢視的保守心態。明顯將要求政府資訊公開當作特權，而非人人皆可行使的普遍權利。然而，民主政治的正當性來自人民的授權，政府不主動公開，還須人民勞心勞力自行申請，已是失職，又怎好意思要求人民必須拜託委員或打贏行政訴訟，才能獲取政府資訊？
報載台北市政府繼廉政委員會後，又成立了公民參與委員會，並將政府資訊公開列為委員會的任務之一。雖樂見台北市政府對資訊公開的重視，然而近來台大劉靜怡教授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申請公開三創園區、美河市等公共工程資訊，卻仍遭市府以公開範圍與作業機制尚在研議中為由回文拒絕，似乎市府對資訊公開仍不脫「委員限定」的思維，甚至似乎把本應促進政府資訊公開的委員會，反而拿來作為了拒絕人民申請的理由。
然而要達到真正的公開透明，民主參與，恐怕不應以新增更多的「委員」，或者研議更複雜的「機制」，來增加人民申請資訊的門檻，這不啻是把原先人人皆可要求公開的政府資訊，限定在某些特定群體當中，恣意地賦予其資訊特權，又怎能算是民主開放？各機關本來就有依法公開資訊的義務，任何人也都有申請政府資訊公開的權利，應直接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由市府編列預算將相關資訊全數公開，才是正本清源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