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28.0」遊行終點短講中，台權會秘書長余宜家從二二八歷史記憶出發，討論當前全球民主倒退與極權跨國擴張的挑戰，並提出台權會關注的三個重要方向：建立庇護制度、讓台灣成為亞洲民主人權基地，以及正視跨國鎮壓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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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年前的台北二月底，濕濕冷冷，天空灰灰沉沉；從衣服縫隙透進來的風，讓人覺得刺骨。2月28日之後的幾個月，國民黨政府展開「清鄉」血腥鎮壓，無差別地殺害一般百姓，其中也有許多受害者是地方仕紳、知識分子等社會菁英。
沿著剛剛行經的路徑，我們用台語、客語，一一讀過殉難者的名字。而過往幾年的行動都跟這次一樣，名單長得念不完。
但是，我們也知道，這份長得念不完的名單，其實是不完整的。不是所有遇難者都被記錄在案。
在漫長、彷彿看不到盡頭的威權時代裡，台灣社會經歷各種鎮壓，付出了極為巨大的代價。但台灣人對民主人權的渴望從未熄滅。正是無數人的奮力爭取、前仆後繼、不畏失去生命的努力，才撼動了看起來密不可破的威權政府，民主與自由終於慢慢到來。
作為成長在解嚴之後的世代，我曾以為定期選舉立委、直選總統、言論自由都是理所當然。後來才意識到，這些習以為常，其實是前輩們付出極大代價才換來的。
記憶與轉型正義的挑戰
意識到這件事後，我們自然會思考：當代的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許多長期耕耘轉型正義的學者與前輩，都不斷提醒「記憶」的重要性。我們必須了解過去的痛苦，讓歷史成為集體記憶；而且在這些傷痛苦難真正成為集體記憶之前，我們都必須為它而戰。
然而，追求真相與記憶一點都不容易。
今天我們看到，以藍白為多數的國會，正試圖鬆動過去幾年辛苦建立的轉型正義制度基礎。例如上個月底，不當黨產條例的修惡，重新界定國民黨附隨組織的範圍，使原本已被認定的不當黨產可能重新回歸，釐清歷史、實現正義的努力正在被抹煞。這是我們當下必須面對的嚴峻問題。
因此，我們在內需要留意傷害民主基礎、讓轉型正義倒退的法案；而在外，中國侵略台灣的意圖，也不只存在於軍事層面，更透過文化與生活逐步滲透。
全球民主倒退與極權的跨國合作
民主自由的維持，是對民主自由無盡的追求與堅持，因為民主的鞏固，不進則退。
台灣雖然持續在國際民主自由評比中名列前茅，但從國際經驗可以看到，曾經被認為穩固的民主體制，其實也可能被動搖。
美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去年的《全球自由報告》指出，全球自由度已連續19年下滑。瑞典哥德堡大學「多元民主中心」（V-Dem）最新的《民主研究（Democracy Report）》也指出，2024年底全球民主程度已經回到1985年的水準，全世界有接近四分之三的人口生活在各類專制體制之下。
這些面臨民主倒退的國家或地區，也必然有正努力抵抗極權擴張的行動者。在台灣的我們，看著國內政治局勢與中國的威脅，或許會覺得自顧不暇，但也會有人問：為什麼我們還要關心、甚至想辦法伸出援手？
當世界上越來越多國家轉向極權，我們面對的就不再只是單一的獨裁政體，而是一個彼此連結的網絡。極權政府彼此學習、彼此合作：他們輸出打壓公民社會的法制範本，讓侵害基本人權的手段「合法化」；也建立互助的金融系統，使這些政權即使被國際孤立或制裁，仍能維持統治機器的運轉。
這樣的協作，使民主國家與公民社會承受前所未有的壓力。極權的影響力跨越國界，我們不可能獨善其身。
回望台灣的歷史，我們深知威權帶來的傷痛有多沈重。而在那個黑暗年代，流亡海外的台灣民主前輩之所以能讓民主火苗不熄滅，也正因為當時有其他民主國家的伸援與庇護。正是那樣的「裡應外合」，才有了我們今天能呼吸的自由空氣。
因此，今天的台灣雖然仍然面對極權威脅，但我們也有能力承擔更多責任。當極權的影響力跨越國界，關心與聲援被壓迫的人，其實也是在厚植我們自己的民主。
台權會的回應：三個方向
那麼，我們可以從哪些具體的面向開始？
台權會認為，至少有三個重要方向。
一、建立庇護制度
首先，我們需要讓「庇護」有法制可循，讓那些為了躲避暴政、追求民主而來到台灣的人，可以在這裡安頓下來，不致面臨人口販運或遣返的危險。
例如2021年2月，緬甸軍方發動政變，坦克車直接開進首都，封鎖通往議會的道路。一夜之間，原本以為正在邁向民主的國家，再次陷入軍事統治。
現在在台灣，有些緬甸年輕人原本只是來讀書的學生。但近年來產學專班的亂象，使一些人在資訊不明或被誤導的情況下落入被剝削的處境。當他們離開學校，也就喪失了居留與工作許可。
當他們只能隔著螢幕，看著家園被砲彈襲擊，聽說支持民主的鄰居一個個被抓走，自然會希望留在能安全呼吸的地方，一邊努力養活自己，一邊想辦法接濟遠在戰火中的家人與夥伴。
但現實很殘酷。因為缺乏制度保障，這些想生存、想幫助家鄉的人，往往陷入身分的迷宮。沒有居留許可，他們無法合法工作，只能被迫在社會邊緣從事高風險的黑工，領著台灣人一半的工資，在營造業、製造業等高職災風險的產業裡默默付出。一旦發生意外，他們沒有健保，也沒有職災保險。
更令人痛心的是，一些在緬甸參與民主抗爭的捍衛者，曾因捍衛民主自由而遭拘禁與酷刑，但逃離到台灣後，卻仍然得不到制度性的保障。
二、讓台灣成為守護亞洲民主人權的基地
同時，我們也需要思考，如何讓台灣成為守護亞洲民主人權的基地。
在許多鄰近國家，揭露真相的媒體、培力人民權利意識、爭取權利的NGO，在自己的家鄉可能面臨嚴重打壓，甚至被政府羅織罪名。
對這些組織而言，他們需要的，是一個能安全落腳、繼續運作的地方。
如果台灣能伸出援手，讓被極權壓迫的組織在安全的地方繼續經營與發聲，我們其實是在保留民主的火種。火種還在，希望就在，就像過去民主前輩在海外所做的一樣。
然而，目前的制度仍然跟不上這樣的需求。《人民團體法》設有各種繁瑣門檻，使外國公民社會組織在台灣立案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因此，我們也呼籲修正《人民團體法》，從更宏觀的「民主基礎工程」角度來思考，讓台灣有能力成為民主人權的守護者。
三、正視跨國鎮壓
第三，我們必須正視極權政府的「跨國鎮壓」。
極權國家不只在國內打壓異議人士，也可能在民主國家恐嚇、騷擾流亡者。例如香港抗爭者「赴湯」移居台灣後開設泰拳館，去年底拳館竟遭潑紅漆恐嚇，連監視器也被剪斷。
這些恐嚇的目的很明顯：不只是要讓流亡者噤聲，也要讓台灣社會產生寒蟬效應，使人們覺得幫助別人可能會惹禍上身。
更棘手的是，這些威脅無孔不入，不只存在於實體空間，在網路世界中也可能發生騷擾與監控。
這提醒我們，跨國鎮壓不只是一般治安問題。政府有必要建立法律制度與配套政策，從人權視角出發，建立通報機制、受害者保護措施，並追究加害者與協力者的責任。
代結語
最後，我想回到今年的主題：「記憶相依，抵抗侵奪」。
二二八留下的不只是創傷，更是讓我們具備辨識「暴政」的能力。我們看見，相似的打壓手法並未消失，只是換成了更隱蔽的形式。
因此，我們必須守住台灣的民主人權，同時也伸出援手，保護那些追求自由的人。這不只是聲援他人，也是我們對極權最直接、最堅定的抵抗。
謝謝今天大家的參與。
也請讓我們為了彼此的自由，繼續堅定地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