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節錄台權會2020年每月系列講座：何處是家？難民與流亡藏人之困境，主講者為西藏台灣人權連線的扎西慈仁(Tashi Tsering)、林欣怡和台權會的王曦。
文/張雅程（台權會實習生）
扎西的生命敘事
扎西慈仁，出生於印度喀什米爾地區，為印度第二代藏人，依據《印度公民身分法》擁有出生國籍，然而在公民身分之外，扎西自小如同許多印度藏人一樣，面臨文化及身分認同衝突的問題，藏人不斷流失的語言和文化傳統使他時常疑惑：「自己因為什麼成為藏人？藏人與印人身分有何差別？」直到成年後進入藏青會，他的認同才開始逐漸與其他藏人凝聚，也就是那時獨立建國的念頭開始產生。
原本扎西的父親在中國便曾是藏獨政治犯，而扎西亦在1998年輾轉來到台灣，前前後後打過多份零工，甚至從無到有的學習中文，不只為了融入台灣社會，也為了向台灣、甚至中國國內的人民講述藏人的處境；投入藏人運動多年後，在台居留的經驗以及台灣民主自由的立場，都使扎西深深感到被充權(empowerment)的力量，這份力量不僅是對於在台藏人，也包含在印度與國際間的藏族社群。
京奧與藏人獨立運動－西藏與台灣的交會
以現在的情勢來看，台灣和西藏、香港與東突厥斯坦人一樣，皆共同面臨中國，在經濟、文化乃至宗教上的威脅，然而當初台灣與西藏的命運是如何交織的?這就要回溯至2008年的北京奧運，當時經歷了改革開放、第一次獲得奧運主辦權的北京政府，正急於透過此次賽事展現其強盛繁榮的國力，然而奧運還未開始，西藏獨立抗議者和所有中國境內的人權工作者就狠狠地甩了中國進步形象的一大耳光；在傳遞奧運火炬的全球各地皆有藏人的抗議呼聲，而扎西也在東京的火炬接力轉播上攜著西藏旗幟闖入賽道抗議，高喊「Free Tibet!」但還未亮出旗幟便超道日本警方壓制在地逮捕，所幸爾後遭藏人社群協助獲得保釋。融納藏人的台灣公民社會，便加入了與藏人共同抵抗中國的陣線中。
"中間道路"或追求獨立?
藏人的流離失所，不僅侷限於客居國際間的16萬藏人，甚至是在青藏高原之上的600萬原居藏人。這些藏人的文化傳統、語言與宗教體制無一不受到中國政府迫害，自1949中共入侵西藏、1951年中英簽訂"17條和平協議"，承諾宗教與政體不變，但在1959年，僅僅八年內，達賴喇嘛受北京迫害不得不攜八萬藏人出逃印度，西藏自治名存實亡早已多年。
現在的達賴喇嘛流亡政府提倡「名符其實高度自治的中間道路」，為了考慮藏獨可能帶來的國際情勢衝擊，但對於大部分的藏人來說，兩路線其實並不衝突，而是民主社會獨有的立場差異，達賴喇嘛仍然是宗教與政治的核心，甚至是開啟藏人直選民意代表的民主制度開創者，與北京政府強制挑選「官方欽定」喇嘛與班禪的極權做法呈現極大差異。然而不論是中間道路或是藏獨，兩種立場對於懷抱無神論、中華民族主義的北京政府而言似乎都是無法妥協的。
在台藏人處境與歸化困難
既然復國之路遙遙，現在的台灣社會能為流亡藏人做什麼呢?目前藏人在台遇到的主要困難，是大部分的藏人，透過非法方式取得偽造護照或直接偷渡來台，不僅營生找工作困難，還得時時面臨被盤查與遣返的恐懼。有的藏人持有尼泊爾與印度授予護照同等效力的國際身分證明文件(International Certificate)，本來此文件是為了解決藏人在國際間移動的身分證明問題，但因性質特殊，許多國家包括台灣並不承認，加上主管機關本就對「難民」身分缺乏專業敏感度，導致之前蒙藏委員會在審查藏人居留時，以「是否會說西藏方言、是否會唱跳西藏民謠」這種荒謬的文化標準，決定是否給予藏人合法簽證的現象。
文化標準帶來的問題，除卻文化失傳現象在藏人間本就非常普遍，以此方法判斷藏人易有缺失，更遑論以「是否表現出足夠民族形象」做標準本就是落入文化帝國主義的窼臼；如何去審核一個人在原生國(不論是在印度或在中國)是否受到迫害，需要當事國政府聘用相關的法律、民族和語言學者去審視，而這要透過修法及建立完善的難民收容制度才能促成，包括特殊身分證明文件的認定問題，在難民法尚未設立的當下，都僅能透過人權工作者以折衷協商與個案安置的方式步步達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