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明諠（台灣人權促進會專員）
就當是危言聳聽吧，但NCC日前送行政院會審查的「數位通訊傳播法」草案確實可能危害了網路上的言論自由。
幾天前，NCC接連發了兩篇新聞稿，內容中皆觸及了「數位通訊傳播法」草案。NCC在新聞稿中指出，這部依網路治理（Internet Governance）精神而擬定的法案，將能建構多元、自由、平等、開放的環境。
NCC言之鑿鑿，但真是如此嗎？
這部規範了數位通訊傳播服務的法案，對所有網路使用者來說都至關緊要。因為法案中所謂的「數位通訊傳播服務提供者」，一般認為至少包含了電信業者，以及Facebook、Google、YAHOO、PCHOME等內容服務提供者。在這部法案中，NCC試圖規範這些服務提供者對其平台上內容的管理方式。
這樣一部影響廣泛的法案，NCC卻在送行政院版本的第15-17條中，對這些服務提供者的免責時機進行了相對嚴苛的規範，而我們認為，那樣的規定恐會大幅侵害人民的言論自由。
以該法的第15條為例，該條文的內容如下：
第十五條 數位通訊傳播服務提供者對於第三人為供他人使用而儲存之資訊，於符合下列情形之一時，不負賠償責任：
一、不知有違法行為或資訊，且於他人請求損害賠償時，就所顯示之事實或情況，亦不能辨別該行為或資訊為違法。
二、於知悉行為或資訊為違法後，立即移除資訊或使他人無法接取之。前項第三人如受數位通訊傳播服務提供者之指揮監督，不適用前項規定。
NCC在第15條第2款中，要求服務提供者在「知悉」行為或資訊違法後，要立即移除或使他人無法接取，方能免責。但問題是，服務提供者並非法院，要從何「知悉」某資訊違不違法呢？NCC是希望服務提供者「自行判斷」嗎？倘若不是，法規何不寫明？在當前的含糊用語下，誰能擔保服務提供者不會為了避免未來可能的糾紛或責任，而先行對資訊進行過度審查？而如此一來，第13條所說的服務提供者對他人資訊「不負監督或審查責任」，豈非徒具虛文？
類似的說法，也出現在第16條第3款：
第十六條 提供前二條以外服務之數位通訊傳播服務提供者，有下列情形者，對其使用者之侵權行為，不負賠償責任：
一、所傳輸之資訊係由使用者所發動或請求。
二、未改變使用者存取之資訊。
三、經權利人通知或知悉其使用者涉有侵權行為後，立即移除或使他人無法接取涉有侵權之內容或相關資訊，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置。
但第16條的問題更嚴重，原因是這裡出現了類似「通知並移除（notice and takedown）」的安全港（safe harbor）條款。這個規定所造成的危害，也許透過以下這個簡單的例子，可以更容易被理解：
小強是一個服務提供者，而小明在小強提供的服務上，張貼了一則與小花有關的內容，小花發現後覺得不妥，所以要求小強移除。
類似小強、小明、小花這樣的案例，幾乎所有網路使用者都曾耳聞或經歷。然而按當前的草案內容，我們會發現，小強若要免責於小明張貼的內容，他必須在接到小花的請求後，立即移除內容才行。而一旦我們把小強、小花分別代換成Facebook、蔡英文，難道其中的問題還不嚴重嗎？
所以我們想請問NCC，縱然法案也設想了事後「司法」救濟的可能（第17條），但這類移除迅速，救濟繁瑣的「通知並移除」機制，真的適合管理網路內容嗎？我們不都心知肚明，多數希望移除內容的人，無非只求避個當下的風頭嗎？
數位通訊傳播和過往通訊傳播最大的差別之一，即在於數位通訊傳播幾乎悉數仰賴所謂「中間人（Intermediary）」（中間人當然也包含了這部法案中所謂的「數位通訊傳播服務提供者」）所提供的服務進行。而眼前的事實是，這些中間人多半是由決斷過程不透明，難以被咎責的私人機構或企業組成。
中間人自然有其該負的責任，好比它應有清楚公開的內容政策、應在限制內容前後知會用戶、應在限制內容時最小化對言論自由造成的傷害、甚至更應發佈它們自己的透明報告等，這都是政府可要求中間人改善的。但政府不該強化中間人主動審查內容的動機（即使政府宣稱這並非義務），甚至使中間人為避免糾紛，而積極移除內容，這都將危害人民所享有的言論自由。
中間人的責任早已是國際社會有過大量討論的議題。聯合國言論自由特別報告員亦早在2011年即曾有聲明表示，中間人不應被要求對用戶產生的內容進行審查，且連帶地，多數「通知並移除」的機制也不應被繼續沿用。在那之後幾年，國際社會持續討論替代方案，最終才出現了NCC在草案說明中反覆提及的「馬尼拉原則（Manila Principle）」。但諷刺的是，從NCC現有的草案內容來看，要求中間人須有司法機關的命令方能移除內容的馬尼拉原則，不過是淪為裝點門面的詞語。
不可否認，試圖在申訴人的權利、用戶的言論自由、以及中間人或司法機關的資源負擔三者間衡平並不容易，它會需要一套精密設計的機制。畢竟若因訴求司法機關的命令，而導致申訴不易或被忽視，或造成司法資源過度浪費，都不會是解決這個人權議題的良方。但無論如何，如NCC當前端出的草案這般，大幅側重申訴的重要性，卻刻意無視該制度現實上可能遭濫用的負面影響，恐怕只會導致糟糕的後果。
我們呼籲NCC及行政院應正視相關國際標準的細緻討論，重新檢討數位通訊傳播法的相關條文，莫讓其成為數位時代的基本惡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