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性難民?--性別難民在台灣

性別難民在台灣

文：陳瑞榆（作者曾任台灣人權促進會法務）

關鍵字：性難民、性別難民、跨性別死難者紀念日

11月20日是「跨性別死難者紀念日」，是為了紀念一位美籍非裔跨性別者Rita Hester。他在15年前那天，慘遭仇恨謀殺，被凌虐身亡。對於性少數族群的系統性排斥已經被證實是人權侵害，根據歐洲跨性別平權運動組織（TGEU）的研究，近四年間，便有51個國家發生了1083起跨性別死亡事件，最近12個月至少發生了265起[1]。聯合國難民署自2008年起，將因性別、性傾向、性別認同而受迫害者，列入難民公約的保護範疇，今年11月歐洲法院，更透過司法體系承認性別難民的庇護權利。這些改變，台灣看見了嗎？

• 從看見性難民到看見性別難民

今年第11屆的同志大遊行在上個月26號正式登場，過程爭議不斷，特別是在主題副標採用「性難民」一詞，卻抹却「refugees」受到國家迫害、面臨生命威脅，而被迫流離失所的原始意義與情境脈絡，將其轉化為「sufferers」一意：因為邊緣的性身份、性實踐不被主流社會所接受，受到歧視、打壓、汙名，被迫隱身，亦無法在法律上獲得公平的對待，甚而蒙受損失[2]。聯盟在論壇的設計上，亦並未空出一席讓台灣在地的「真難民」發聲，因此被質疑為消費難民。

難民一語，起源甚早，可溯及16~17世紀歐洲新舊教之爭時，因境內戰鬥衝突不斷，大量人口出走他國。現代對難民的關注，則肇因於一、二次世界大戰後，或因國家政體劇烈變化、或因冷戰時期共產民主兩大陣營交惡，區域衝突激增等眾多因素交織影響，導致國境之內的人民被迫亡命他國，尋求庇護。

「庇護是人權」。兩次世界大戰帶給人們的經驗指出：難民的流離失所，並非個人責任，往往是因為兩國交惡、內戰頻繁、政體劇烈改變等難以個人之力抗衡的結構性因素所造成。1948年「聯合國人權宣言」著眼於此，首度將庇護概念納入宣言之中。亦言之，課與國際社會必須要肩負起相當程度的庇護義務。

其後1951年、1967年兩大與難民有關的公約及議定書，明確定義了何謂難民：有正當理由畏懼因種族、宗教、國籍、屬於特定社會團體或持特定政治見解等因素遭至迫害，而留在本國之外，不願或不能接受本國保護之人。前開定義，著重於「政治難民」的庇護，隨著時空遞嬗，已開始出現保護不周的窘境。儘管難民類型的擴充或固守，對於聯合國難民署一直以來便是兩難的問題。但在蓬勃發展的學術討論與國際法文獻的推進下，70年代起，聯合國難民署也逐漸將關懷的觸手擴及至傳統「政治難民」之外，以是否需要實質庇護與挹注資源作為援助的判斷標準。戰爭、內戰、天災所形成的人道難民；無國籍者；以及境內流離失所者，皆是其關注的重點。

多年難民實務經驗的累積，我們可以發現，因性別受害的情況無所不在，性別壓迫與難民處境交織，形成特殊脆弱的族群。戰亂之中，婦女首當其害，她們受到集體強暴、性虐待、被迫性交易的風險大幅提高；許多國家至今保有童婚、割禮、強迫墮胎、名譽殺人的習俗；同性戀、跨性別者除了要面對社會歧視之外，更容遭受公、私部門的暴力相向，甚或立法加以處罰。因此，聯合國難民署在認定與判斷是否為符合難民定義的尋求庇護者時，逐漸納入性別觀點，使得因為性別、性傾向、性別認同而受到迫害的人們，在國際社會中被看見，並發展出工作守則，承認因性別因素受迫害者亦為難民公約的保護範籌，更細緻地處理「性別難民」[3]。

台灣的特殊地位，使我們長期置身於國際人權體系之外，對於難民的圖象多半單一且貧乏，也以為難民議題離我們甚為遙遠。但若吾人將觀察重點放在結構性的迫害因素，難民樣態是複雜且多元的，除了我們習以為常非洲飢童的形象之外，今年六月訪台的中國維律師陳光誠；因公開美國監聽計畫遭通緝的中情局雇員史諾登，諸如此類的人權捍衛者、科技白領都可能淪為「難民」。

實際上，在台灣百年的歷史恆河中，「難民」並非無跡可尋：1950年代後期的反共義士奔台；1970年代「仁德專案」接納越南難民；1990年代來台的流亡藏人[4]；2000年前後來台就學的泰緬孤軍後裔，難民樣貌載浮載沈。一眨眼，從50年代至今已超過了一甲子，但難民的問題並未從台灣絕跡。他們現在仍和我們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上，悲歡離合與我們緊密相連，但因為太過鮮為人知，長期以來法律對他們的保障都是付之闕如。不論是從對岸逃離來到台的政治異議者，或是與台灣人結婚的流亡藏人，至今皆只能藉由個案協商，以短期停留的方式留在台灣，無法取得正式身份，更遑論工作、保險、家庭團聚等難民地位公約所賦予難民應享有的基本權利。

• 性別難民在台灣

在台灣，除了傳統的政治難民與無國籍者前來尋求安身立命外，近幾個月尚發生了在母國受迫害的跨性別博士來台研究，並申請難民庇護的事件。當事人Sasha，原籍南美某國，出生時為男性，從小至大自我認同為女性，日常生活與工作皆以女裝示人。在母國兩度面臨謀殺威脅，基於人身安全考量，於2012年申請赴台研究並尋求保護，但因為台灣並沒有申請難民認定的相關管道。隨後轉港更換簽證，卻在香港海關受到嚴重的侮辱、暫行拘禁與性騷擾，最後Sasha在民間團體的協助下向聯合國申請難民認定獲准。但Sasha已經付出喪失在台學業與生活的代價[5]，此事凸顯了台灣國際地位的尷尬，以及我們號稱「人權立國」卻缺乏一套完善難民保護機制的困境。

Sasha在香港所遇到的非人情形並非獨特個案。許多國家長久以來在宗教、歷史、文化等因素交織影響下，社會充斥著「恐懼同性戀」、「恐懼跨性別」的排斥氛圍，甚至激升為暴力排除。以Sasha的原籍國為例，從該國2010年提出的影子報告中可見，性少數族群因性別、性傾向受迫害之事屢見不鮮。2006年至2008年間超過上百名性少數族群遭到殺害，其中跨性別者逾17人，更有LGBT倡權者慘遭暴力謀殺分屍。不少縣市亦出現主張「社會淨化」的非法武裝團體，企圖威脅、遷徙、滅絕LGBT族群、HIV、AIDS感染者、性工作者等社會邊緣人。該國非但無力阻止及究責，部分代表國家公權力的警察更是結構之中的加害者，藉由值勤勒索、騷擾、性虐待、無故限制性少數族群者的人身自由，亦在該國的影子報告中多次被揭露。

對性少數族群的排斥與歧視是全面性、系統性的，更是對人權大規模的侵害，此一觀點在2011年12月15日聯合國首次發表的《關於性傾向與性別認同之歧視法律與暴力行為白皮書》[6]中已經承認。這也是目前聯合國亟欲關注及亟待解決的優先問題。在此份報告中，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Navi Pillay特別呼籲，各國除應對基於性傾向、性別認同的歧視行為與嚴重罪刑提出防止與解決對策外，也應允許因性傾向、性別認同受迫害之外來人士以此為由申請庇護。在聯合國之外，針對性別難民的庇護權利，歐盟體系更進一步的透過司法判決加以承認[7]。

三、小結：

我喪失了我的國籍、我的學業，我再也無法到台灣做研究，因為我是聯合國難民，台灣並非聯合國的承認的國家。性別歧視可以完全改變人的一生，我的人生完完全全被改變了。～Sasha，申請到聯合國難民認定後如此說到～

像Sasha這樣性別難民與台灣有何關連呢？除了國際法學趨勢已經承認性別難民的庇護權利外。2006年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第一庭之裁定（1 BvL 1/04、1 BvL 12/04）[8]，有個值得一提的見解，雖然該案並不直接涉及性別難民的庇護權。此一裁定緣於兩名在德國長期居住的外國跨性別者，因母國法律不允許變更性別登記，轉而依德國法向地方法院申請性別變更登記一事。最終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裁定，以性別自主是憲法保護的基本權利為理由，同時認為在德國生活，與當地有密切生活關係的外國人，也應受德國法律的保障，如果立法者未考慮在當地生活的外國人，漏未設計外國人適用法規，而剝奪他們自主決定的空間，係屬違憲，必須限期修正。

基於國家安全、國境管理以及境內福利資源的分配，國家透過法律管理跨越國界的人口流動，扮演守門員的角色。畫出誰可以入境，誰應該出境，誰可以長期居留，誰可以歸化取得國籍的界線；畫出了誰是我們，誰是他者的界線。這些歸納與劃分，被現代國家視為理所當然，而且也不可能泯除的。但是新興的法學解見，已經要求立法者立法時應該要考量在這塊土地生活，與我們發生密切關連的「外國人」，透過法律保障他們的權利。我國〈難民法〉的付之闕如，當然抹殺了Sasha透過正式認定程序，選擇繼續留在台灣的機會。

11月20日，「跨性別死難者紀念日」的訂立，是為了紀念Rita Hester，同時也為提醒世人，整體國家社會因為種族、因為性別所加諸的迫害，是個人難以抵抗的人權侵害。一個保障人權的國家，對內要極力防止，對外身為國際社會的一員更要提供援助及庇護。近幾年，馬政府打出了用人權與世界接軌，落實人權治國的口號。台灣雖非聯合國的會員，但我們在2009年透過內國法化的方式將兩大人權公約引入國內，以政府邀請國際人權專家的模式，完成了第一次國家人權報告審查，我們用獨特的方式，建立了一套屬於自己的人權保障審查機制。同理，我們自不能再藉口，吾輩並非聯合國會員，沒有遵守難民公約的義務。而應儘速立法[9]，建立一套符合〈難民地位公約〉以及國際人權標準的難民法，還給難民應享有的權利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