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 爸 何 時 歸 來 ？

傅湘，寫於楊建利遭捕週年前夕

我的丈夫楊建利在中國某個拘留所中度過他三十九歲的生日，沒有蛋糕，也沒有他所愛的親人從遙遠的地球彼端傳來的祝福。去年七月，當我們的兩個孩子們分別度過十歲和七歲的生日時，他們只能在生日會上想念著他。

一年以前，建利離開波士頓，回到他闊別十三年摯愛的家鄉並計畫停留十天。然而，他這趟去得卻比預期的時間還長。

二００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我的丈夫被羈留在中國昆明。當晚大約11點，我接獲一通不知名人士打的電話，告訴我建利碰到麻煩了，當時，我的整顆心沈了下來，眼淚也跟著流出來。十天來的擔憂讓我幾乎崩潰，在這之前，建利每天都從中國打電話給我，我不知道何時可以再聽到他的訊息。令我驚訝的是，建利是從他被暫時拘禁的飯店打電話，他聽起來很平靜，雖然他即將要面對一些難過的日子，但沒有人知道前頭有什麼等著他。他說：「不論我發生了什麼事，應該不會有問題。我只是擔心我們的孩子們，請好好照顧他們。」當時是四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十點鐘，也是我最後一次跟他說話。

一九八０年代，像我丈夫這樣的年輕人們都認為，科技會是改善中國人民生活條件的方式，因此他便到美國去研讀數學。當他在加州大學讀書的時候，也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學運的開始，他受到啟發並急於加入那些學生的行列，建利因此回到北京，他參加了天安門廣場的示威，也親眼目睹六月四日的屠殺事件。

自從經歷那次強烈的體驗，建利瞭解到單靠科技是無法讓中國成為一個更好的地方，因為缺乏更基本的東西--民主。自此，他便參與促進民主的運動，擔任民主中國陣線（Federation for a Democratic China）副主席、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Foundation for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共同發起人，透過這些組織運作，他努力推動中國的自由與民主。當他自柏克萊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之後，便到哈佛繼續攻讀政治經濟學。他周遊各地推廣他的理念，拜訪達賴喇嘛、參加「世界民主運動組織」（World Movement for Democracy）的會議，參訪台灣以便更靠近中國，並從海峽對岸觀察人民的生活。

二００一年，他從哈佛得到博士學位，並非常感激美國讓他受教育、享受自由和機會。當他一九八０年代中來到這裡，我們身上僅有六十塊美金，負擔不起假日旅店一晚的住宿費。現在，我們擁有美麗的房子，一對子女在本區最好的公立學校唸書，但是他無法忘記那些遠在千哩外的同胞。他對於祖國的情感深嵌在他的身上，但是他卻被拒絕返回祖國的權利，他的名字被列在黑名單上，被拒絕再進入中國，他的護照也因此無法更新。他感到非常沮喪，但是也更下定決心要有所改變。

我無法描述我每天多麼地想念他。有天晚上我的兒子哭得很厲害，他問我：「爸爸什麼時候回家？我覺得我再也等不下去了。」但是我從未放棄希望，我和孩子們都很幸運，許多關心我丈夫和我們家的朋友們都不吝給予我們愛與支持，我尤其感謝各地朋友對我們持續的支持。

二００三年四月十一日，國會議員Barney Frank和其他議員於議會決議案199號中，呼籲中國政府釋放楊建利。請要求您的國會議員支持這項決議案，欲知詳情，請參考www.supportjianli.org網頁。您的一點點幫忙能為一個女人和她的稚子帶來希望，讓他們的摯愛早日返家。

（作者傅湘為楊建利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