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福特 （英國牛津大學法學博士；東海大學法律系客座助理教授）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人權法有快速之發展，現今國際人權保護原則可說是普世的共通原則。其發展歷史由聯合國憲章揭示人權保護之重要性，而一九四八年的世界人權宣言可說是國際人權法的序曲，導引出後來幾十年國際人權立法之樂章，因而在婦女、兒童等各主體，由第一代的古典政治權利，到第三代的發展權，均飄揚著人權保護的理想音符。除了國際人權立法之外，國際人權機構之設立，亦推動國際人權保護之步伐，而在歐洲及美洲區域組織更設立國際人權法院，以實踐人權的國際司法救濟。
而國際人權標準則有賴各國國內實踐，因而聯合國一方面積極從事於國際人權立法工作，另一方面則鼓勵各國設立國家人權委員會。一九九一年時各國人權機構在聯合國支持下於巴黎集合，並建立所謂之「巴黎原則」，設定一國家人權委員會之基本原則，此項巴黎原則後來為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及大會確認。巴黎原則認為國家人權委員會應符合下列主要準則：
此人權委員會必須由憲法或法律賦予其獨立性；
其必須有不受政府干涉之自主性；
其成員必須多元化；
其需為奠基於國際人權標準；
其需擁有適當之調查權；
其需有足夠之資源。
巴黎原則認為國家人權委員會之主委功能為促進及保護人權，因而其職權應包括：
提供政府部門諮詢意見，以協助立法、修改及行政措施之改善，促使人權保護之增進；
促進及確保人權保護符合國際人權標準；
激勵國內批准或加入國際人權條約；
提供獨立意見，做為國家人權報告之參考；
與聯合國、區域及各國內人權機構合作；
推廣人權教育；
推廣人權知識以排除各種可能違反人權之因素。
再者，為了有效實行上述職權，巴黎原則亦認為國家人權委員會應可：
擁有獨立之調查權及調閱資料之權利；
可獨立且直接地對外表示意見；
可定期集會討論其職權範圍內之事項；
自由地與非政府組織合作；
可接受個人之申訴。
一九九三年的維也納宣言及行動計劃，亦再次鼓勵各國設立國家人權委員會，聯合國並於同年設立「國家人權委員會合作理事會（Coordinating Committee of National Institutions）」，以促進各國家人權委員會之合作，一九九五年聯合國更加聘任國家人權委員會特別顧問，以協助各國設立國家人權委員會。另外，聯合國亦設立「技術合作計劃」，由人權專員及人權中心提供各國設立國家人權委員會之必要協助。
而在各國實踐方面，英國早在一九八０年代即設立人權委員會（Council for Human Rights），加拿大則除了人權委員會（Human Rights Commission）之外，更設立人權審判庭（Human Rights Tribunal）以審理個人申訴案件。而在與我們鄰近的亞太地區，澳洲、紐西蘭、印度、印尼、菲律賓、斯里蘭卡、泰國、日本均已設立國家人權委員會。其中澳洲早在一九八一年即設立「人權委員會」，並於一九八六年擴充為「人權及公平機會委員會」（Human Rights and Equal Opportunity Commission）。菲律賓於一九八七年，而印度、印尼及紐西蘭均在一九九三年，斯里蘭卡則在一九九七年，分別設立國家人權委員會。
在二次大戰後至一九七一年退出聯合國之前，台灣有相當機會參與國際人權條約之設立，但是當時國內的政治及人權保障情況並不理想，因而對主要國際人權條約，我們均只是簽字，但卻未批准，故國際人權法一直無國內法效力。一九七一年退出聯合國後至一九八七年止，政治環境無太多改善，國際上參與則逐漸縮小，因此國際人權準則依然與台灣無任何關連。一九八七年以後國內政治有許多改善，但參與國際人權條約的希望依然尚待努力。然而加入國際人權條約的意義，除了重新參與國際社會之外，其實質意涵無非是盼望人權保障之提升，以符合國際人權標準。此部分目標無需國際協助，可由我們獨自完成。而國家人權委員會，正是將國內人權保障提昇至符合國際人權標準之起點，參照上述聯合國所確認之巴黎原則，我們可以設立「國家人權委員會」，並實踐下列職責：
（1）對可能侵犯人權之案例為準司法調查，並提供公正之報告，甚至協助訴訟。
（2）依據國際人權標準，針對國內憲法及法律作有系統之研究，以提出必要及可行的修憲、修法及立法之草案及建議。
（3）研究加入國際人權條約之必要性及可行性，並規劃其方案及實行方針。
（4）規劃並推廣人權保護理念及教育課程，以增進人民、行政人員及司法人員之人權信念及素養。
（5）定期提出人權報告，以瞭解國內現今人權保護之情況，並作為未來加入國際人權公約之準備。
當然國家人權委員會應有其獨立及自主之權利，因此國家人權委員會不應於總統府或行政院之下設立，而應是一獨立運作之委員會，其委員之選出或可由總統及立法院各任命一半成員，以避免全由行政部門任命之情形，另外則應設立其他使各委員得以獨立行使職權之機制，例如執行職務範圍內之言論免責權、獨立調查及調閱資料權、任期保障等。而委員之產生則可由司法人員、學者專家、非政府組織人權機構之成員、及各負責人權事項之行政人員選任之。相對的則應要求各委員獨立行使職權，超出黨派之外，不得執行任何與其職務相違背之業務或為不符合其目的之行為。
十二月十日人權紀念碑將在綠島揭幕，人權紀念碑的設立可提醒我們過去人權保護之不足，並象徵著保障人權之必要性，但是紀念碑本身卻無法改善人權保護之狀況，人權保障之改善「徒碑不足以自行」。如果我們願意瞭解國際人權準則，並將國際人權標準視為一普世基準應適用於台灣，那麼我們便應以嚴肅之態度面對此議題，盡力改善過去幾十年來與國際人權準則疏離之情形，有系統地、完整地探究國際人權法之內涵，而設立國家人權委員會便是一個良善的起步，當然國家人權委員會之設立，並不必然代表人權保護已獲得改進，但卻是一個人權改善的楔子，人權保障之提昇則有賴於國家人權委員會之推動。此盼正是催生國家人權委員會之時刻，我們期待經過一年的討論與規劃，明年十二月十月世界人權日給台灣人民最好的賀禮，是國家人權委員會之誕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