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訪者/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 周宇修律師
文字整理／台權會實習生 鄧羽芯
關於台權會
台權會成立於1984年，選在世界人權日(12/10)成立，初代會長為江鵬堅律師。成立於戒嚴時期的台權會，最初的策略有很多人權導向，包含推動國際人權公約、二二八平反、聲援農民運動等。民主化後本會做了更深化的事情，由於去抗議的對象在民主化後包含了合法取得政權多數統治的政府以及議題的漸漸複雜，台權會也必須要在許多的議題裡和多個政黨、利益團體做周旋。雖然台灣人權促進會的名字涵蓋太廣，不過台權會透過盡量挖出新的議題，找到過去容易忽略的領域，當這些領域慢慢有人投入，台權會就可以開始做別的議題。
在這37年間，中間更新了不同領域，最近較投入的議題是在隱私權上，也有像推動多年的難民法的問題，還有西藏、新疆人權問題，希望讓大家可以聽到一些平常比較不容易聽到的一些聲音。
協助、促進人權的形式/管道
周會長表示，協助人權的管道首先是針對個案做聲援，例如早期蘇建和案，就是台權會和司改會以及人本在合作協助的，也有一些個案例如大法官584號解釋，談到有前科就無法擔任計程車司機，侵害到生存權，當時台權會內有投入一些資源幫助當事人進行訴訟。個案的協助是早期常見的情況，相對來說較能跟支持者表示台權會確實是有實質的行動。
另外則是以立法倡議為手段，但相較之下比較辛苦需要一直去拜會委員，並網羅可能對這個議題有興趣或是曾經在社會運動上後來轉進國會的夥伴，有些立法委員為了讓人覺得他是很有氣度的、並對人權議題有關注，他其實也會來聽聽台權會的說法。在立法遊說上會有例行性的拜會，或是覺得某個法案就差臨門一腳，就會趕快去討論。例如前幾年都市計劃法條例修正，就有特別去討論，也有一些比較可惜臨門一腳沒有踢進去的，例如集會遊行法、社會團體法就差一點就三讀。
與政黨利益對衝的狀況
政黨的利益其實與台權會所提倡的，很大部分不一致，由於從人權的角度來看，台權會所倡議的人權大多還在防禦型的第一代人權，例如言論自由、人身自由，想辦法去排除政府的侵害。所以不管是哪黨執政，他都可能會去限制你上街頭、發表意見，就有可能產生衝突。不過有些狀況也是要和政府合作的，比如難民問題，假如有位難民遠從阿富汗而來尋求台權會協助，我們即使提供飲食及住宿，這樣也只有幫到他一個很小的部分，他還是無法合法的走在路上，所以到最後的問題是台權會要怎麼去說服政府給他合法的簽證，在這邊某程度就必須要做公私的協力。
對於香港、新疆、圖博的狀況，法律叫獸們提出了質疑，如果人權是普世價值，當這些人受到人身威脅成為難民時，政府為什麼不能提供基本的庇護或居留權。對此，周會長回應，在安置難民上，政府通常以專案處理為主，但專案是為了特殊情況所設立，將難民的議題法制化會比較好。但是，在這樣的討論裡，難民法會陷入一個尷尬的情況，由於難民法在制度上設定為適用於外國人，但憲法上所說的「大陸地區人民」、「港澳地區人民」嚴格來說不適用於難民法，需要用港澳條例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處理，然而港澳條例讓其人民來台尋求協助的規定相當嚴格，例如需要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才放行。
雖然有許多狀況因為太敏感，很難浮上檯面處理，然而不將它浮上檯面來看的話，也易衍伸更多問題。周宇修律師說，有些港人來台尋求協助的時候，不清楚該怎麼處理，結果不幸掉入詐騙集團的陷阱裡。另外，也可能衍生出要去判斷這位尋求協助的人有沒有需要幫助的必要，這一關也是我們壓力很大的一部分。雖然在實踐上仍有很多困難，不過這並非完全不能克服，例如像是前幾年歐洲難民潮的時候，德國收了許多人，雖然我們不能說這樣的制度十全十美，但他有想辦法去弄出一個機制，跟人民說要怎麼去處理難民的問題。
台權會的募款
台權會基本上不接受政府任何資助，也從來都沒有接受政府的研究案，雖然捐款者可能是單純一片好意，不過為了維持NGO的獨立性，需要與政府資助間劃清界線。由於台權會成立的背景有蠻強的政治色彩，因此很容易會被誤會為台權會只會幫某個政黨背書，當資金上有來往可能會質疑中立性。但這也並不代表無法生存，早期的NGO募款主要是靠前輩認識很多社會賢達，靠他們買畫取得資金。而這幾年NGO在小額募款上做得非常勤，這樣的小額募款，除了資金的募集，它也可以拉攏一些以前不認識的人，有更直接的理念交流。
除了小額募款以外，募款餐會也是重要的經費來源，一張2000、2500的餐券很多是NGO的夥伴們彼此協助，也會有長期支持台權會的人。在舉辦募款餐會時，不僅是收入的來源，它也會讓台權會感到我們所推動的議題是有人的長期支持，而這些努力與堅持是有人陪著一起走的。法學叫獸也推薦，台權會創立比民進黨還早，它不僅是社會運動的組織，許多大法官解釋都是台權會打下來的，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雖然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沒有募款餐會，但線上有個募款的網站，支持台權會的方式有幾個，首先是人權紓困券，購買的話會贈送雪坊優格，有宅配也能到實體店面領取，另外今年也有三個不同的專案，可以到官網支持。
人權工作是否有危險性
比起像是廢死聯盟當遇到重大命案時容易會接到民眾謾罵，或是國外有些人權工作者是有生命安全的問題，台權會在台灣相對的安全。對於國際間人權工作者的情況，周會長也提到，一些國外的人權工作者時常需要更換他的聯絡方式，以避免被追蹤。法律叫獸補充到，香港有些不一定參與抗爭的民眾，因為看不下去維基百科被竄改的太誇張而進行修正，卻遇到攻擊，在台的香港店家也有遭到潑漆等情形。
在為人權奮鬥的過程中，由於有很多人無法理解這樣的作為，可能會因此遭受危險，而這樣的壓力也不容小覷。周宇修會長表示在與民眾的互動中，一開始是要讓對方願意聽，再來進行溝通與意見交換，最後才會說服。
變動快速的台灣社會
台灣社會變動快速，需要近百年才能改變的一些概念，台灣在30年間就有明顯成長，比如同婚的議題，近幾年也越來越多人願意接受。不過在這樣的台灣社會其實也面臨與各國比較的壓力，必須在短時間內要有顯著的變化才能趕上他國。法學叫獸則提出另一個觀點，台灣社會比較能夠接受女性總統及同婚議題，是因為台灣人比較寬容與現實主義，在宗教上也不容易有衝突。不過在這樣寬容的國家，對於移工、白人、黑人還是會有偏見，人民的個性上也較為保守壓抑，還是有許多要改進之處。
周會長從事人權律師的動機
周會長大學剛畢業時，一位學長因在教育部陳情反高學費的訴求時不幸被判有罪，周會長有感於此事，加入了當時台權會及多個NGO舉辦的集遊法修法討論，因而與NGO有了接觸。當他考上律師執照後仍在迷惘前途時，恰巧得到高榮志律師的協助，參與了司改會的活動。而當時周律師處理的案件便是第一銀行押匯弊案後續的賠償問題，後來發現冤賠法其中一個條文有問題要提釋憲，於是在小組的合作下，在收到案件約半年後順利提起釋憲。在這樣的經驗下，周會長認知到團隊的重要性，法學叫獸們也補充正義是有代價的，公益案件並不是有許多律師接。
不過最近公益案件也開始會給律師些費用，而律師們也越來越願意接手公益案件。後來周會長在全美最大同志權益保障組織實習時，和他們開會中學到不少組織的運作，以及該怎麼在有限的時間內，把想說的表達清楚。在台灣的NGO也是，人的注意力有限，在開頭陳述、法官的疑問、主攻點是誰、結尾要講什麼，以及如何說服一般民眾都是需要在短時間內能清楚表達。
憲法法庭的經驗
周會長有前往憲法法庭及大法庭的經驗，在憲法法庭中流程相當謹慎，在開庭的過程中，由於聲請方想表達的重點多在聲請書上、大法官有時也會先發函詢問關係機關的意見，因此對大法官來說他們在法庭現場會較想聽鑑定人的意見。在這幾年鑑定人的身分也不再限於法律系，例如前陣子的王光祿案有邀請動保系的老師，近年也較跨界多元化。大法官主要由社會賢達、學者、資深法官組成，周會長覺得其實大家蠻容易被自己的背景影響，會有不同角度的看法，大法官近年也重視程序問題大於實質問題，不過相較之下學者較容易挑戰既有見解或受理案件，多元的組成比較容易反應不同見解，長遠來講是台灣違憲審查制度的一大特色。
另外最高法院大法庭現在也漸漸讓法律的討論變得更透明，有鑑定人、律師也能進去聽判決，雖然以往認為法律認定是法官的權限並沒有辯論的空間，但沒有讓他辯論，能討論的事物會局限化。原先周律師擔心最高法院大法庭的制度，由於大法庭被選去的是最高法院更資深的法官，容易僵固法律見解，不過狀況卻不像猜測的負面。
憲法訴訟是所有訴訟裡最高層級的訴訟，他是推動價值觀的改變，需要準備很多的論理，也要找專家來進行討論，法學叫獸們也因此詢問周律師提憲法訴訟是個繁雜又龐大的工程，在無給職甚至要倒貼的情況下，為何周會長會想從事這樣的工作。周會長回應他做這份工作並不是為了選舉，政治工作者是利益衝突下的決策者，社運工作者是提供某一觀點的人，彼此有不同的價值要實踐。此外，周會長受前輩影響，認為投資不能短視近利，也不能期待經營一個議題要馬上看到成果。
周會長的鼓勵
周會長鼓勵聽眾，人生苦短，應該要創造一個你想做而且同時可以賺到錢的事。雖然我們常看到別人成功的一面，覺得他的人生一帆風順，就覺得自己沒希望了，但其實有些人的努力就像鴨子划水一樣，你可能沒看到，但你也不能說自己做不到就算了，其實你想做出屬於你的方法並不會沒有機會。法律系相對來講是出路比較多的科系，有些人可能會當公民老師，或是去賣優格而且很成功，到處都還是有希望存在。重點是不要害怕失敗，有些人覺得第一年考不上律師或進大所就永遠進不去，另外一個極端是有的人太成功反而放不下自尊心，我們都沒辦法確定現在在做的是對的還是錯的。在為捍衛人權的經驗上，周會長提到有些事情你所學到的經驗，其實是比錢來得重要的，那可能會成為你進步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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