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等到8月8日奧運的閉幕式或2024年的巴黎奧運，加拿大代表隊已經確定將多3名頂尖的田徑選手，而白俄羅斯將失去一名短跑女將Krystina Timanovskaya——加拿大日前宣布，將提供三名代表奧運難民隊（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Refugee Team ）、來自南蘇丹的中程跑手運動獎學金，並啟動他們在加拿大申請庇護的程序；但白俄羅斯女將卻疑似因為批評國家教練團，被政府強制在接獲通知後數小時內打包回國，因而決定尋求日本警方的協助，向波蘭和奧地利申請庇護。
東京奧運是難民隊第二次參賽。他們在2016年里約奧運初登場，從一開始10位選手，到今年壯大成29人的隊伍、來自14個國家、橫跨12種賽事。傳統定義上，難民指因為自己的種族、宗教、國籍、屬於特定的社會團體或發表政治言論，而在原國家遭遇生命或自由的迫害，而必須離開的人。換句話說，他們站上奧運聖壇，背後卻沒有國家的支持。
沒有國家，怎麼比賽？
曾三度征戰奧運的非裔長跑好手泰格拉‧洛魯佩 (Tegla Loroupe) 在2014年向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提議組織難民隊，獲得附議。進入難民隊的遴選過程十分漫長且複雜，首先當然要經過聯合國難民署 (UNHCR) 的嚴格審查、確保身份符合法規界定的難民；接著參酌運動表現。為了公平，也會考量地理和性別平衡。最後，才是我們在會場上看到的運動員們。選手的培訓和費用主要由奧委會、聯合國難民署和民間資金共同挹注。
沒有國家撐腰，也能在舞台發光發熱
此次57公斤級女子跆拳道比賽出現一位引起眾人目光的選手，那就是基亞（Kimia Alizadeh），她代表難民隊，在預賽中打敗兩屆跆拳道金牌得主，並一路挺進銅牌戰，雖然最後未能順利摘下獎牌，但已被世界看見。他今年23歲，曾經在里約奧運代表伊朗出戰跆拳道獲得銅牌，後來因為公開抗議伊朗政府的性別政策與強制女性運動員穿著不適合比賽的服裝，而遭打壓並限制移動。他在去年向德國尋求庇護，並獲得難民身份。他認為：「政府沒有權力決定我應該穿什麼」，今年是他首次以難民隊身份參賽，儘管沒有國人的支持，也沒有國家作為後援，但他仍然成為優秀的運動員。
較少人知道的是，美國體操個人全能賽的金牌選手Sunisa Lee，是寮國苗族人在越戰結束後、到美國尋求庇護的第二代。
逃離國家的專制，卻逃不了難民身份的箝制
難民隊的成員沒有國族情節的重擔；他們要承受的是是另一種束縛：你只是一名選手，目的是讓世界和其他難民看到希望，除此之外你什麼都不是也什麼都不能要求。根據《時代雜誌》的專欄，部分難民隊的選手即便得名，最後也得不到大會頒發的獎金；跟教練或難民隊的負責人協商訓練內容或獎金，只會得到一句「不滿意現在的待遇嗎？你選擇可以打包回（難民）營。」不可否認，站上奧運舞台創造許多希望，亦有選手表示訓練能療傷，讓他們忘卻過去遭受的國家暴力。但當世界的機制否認難民「先是人，才（被迫）是難民」的主體與貢獻，並以施恩的態度，剝奪難民選手在運動場外生活和機會，難民終究只是被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物品。
除了說聲加油，還可以怎麼做？
難民在國際上是個備受爭議的議題，多數人的流亡並不會因為在奧運場上繳出亮眼的表現而結束。全球目前有兩千七十萬難民，而根據台權會的記錄，有將近50位曾在／正在臺灣尋求庇護。但臺灣沒有難民法，無法提供他們落腳臺灣的機會。台權會認為，建立一部《難民法》可以解決許多「已經在境內」的難民遇到的居留和生活困境，以及行政部門管理的窘迫。最重要的事，讓他們可以同我們一樣正常生活，追求個人榮耀、追求國家歸屬。
文｜台權會實習生：俞盼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