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竑廣
對於七、八年級生而言,戒嚴或許是個很難想像的名詞,三不五時的集會遊行、百家齊放的媒體,和過去實行黨禁報禁,難以結社抗議、動輒查禁刊物的時代天差地遠,但若以打壓異議的角度檢視,見諸集遊法未廢、政府控制媒體等現狀,又還是能活生生地感受到戒嚴的餘震。
若你是比較關心人權的朋友,比方台權會刊物的讀者,對於解嚴後的台灣人權狀況,大概知道寶島各地還是哀鳴四起,終生受迫害的樂生院民,蘇建和等死刑冤案、制度性的虐待外勞、動輒喪權喪土的原民部落等,許許多多的案例,提醒我們解嚴儘管有其歷史性的意義,但人民的自由並未就此獲得解放,不少人還活在國家機器的鞭笞之中。
儘管迫害人權的事情人人都有可能遇到,但或許是出於身份的不同、機率的差別,一般人對於這些案子多半有距離感,對於加害者的想像,也感覺是少數惡警般遙遠的一群人,或像是死不認錯的法官們那樣,作為體制高牆的抽象存在,但蕭曉玲案的特別之處在於,存在著多層的加害者,是近在身邊的一群人,察覺到威權體制的惡靈也是「如來」,隨時隨地都有可能在高層的發動下,吞佔人民的靈魂,使之質變成僵屍般,成為忽視/陷害異議者處境的幫兇。
*如來,佛教用語,「就像來了一樣」,指佛無處不在的真如法性,原意當然是好的意思,在這裡用來反諷。
蕭曉玲,大部份人在看到一綱一本、北北基議題時才會認識到的名字,她是前北市中山國中音樂教師,2007年提告市長郝龍斌一綱一本違法後,火速被惡性解聘,因為過程中太多的不公不義,幾十個民間團體連署聲援,其中幾個如人本教育基金會、台灣教師聯盟、台權會等聯袂為她開過記者會或協助運動。
在多數的報導裡,這件事被呈現出來的是小老師對抗大市長,好像只是兩個人的對峙。一般人不了解老師要被解聘,在程序上的難度與標準不一,以致於被犧牲掉的好像就只有她一個,與政策下的受害者,無從了解其中謀害之龐大做工,及對社會潛伏性的惡劣影響。
解聘蕭曉玲之勞師動眾
蕭曉玲被解聘的這個最終結果,伴隨著種種荒謬可笑的、把她解聘掉的證據:有拍個時鐘照片(而不是出缺席紀錄)就說她上課遲到的;有教室日誌寫她上課看支持一綱多本影片的(世界上沒這種影片);有明明是拿起校內用的室內電話的照片卻說在打手機的;或者其他張冠李戴之類邏輯混亂的證物,多達五千頁!
是什麼樣的過程,什麼樣的動員或陣容,才造就得出來這種「民主奇蹟」的呢?回到事件的最初,2007年11月12日蕭曉玲告郝龍斌之後,到了12月13日,中山國中奉督學臨時指示(有公文與議員質詢為證),在校內召開教師評審委員會(簡稱學校教評會),也就是解聘一個老師的起點。
於是幾位督學如丁文玲桑冀威等輪番上陣,有率隊強行進入教室拍照的,有坐陣學校教評會的等等;校長曾美蕙(現為明德國中校長)要開記者會,上市議會備詢,以影射方式寫篇毀謗文章,透過合著的書籍發送到全國各機關;臺北市國中學生家長會聯合會總會長許永佳,跑來中山國中廣發抨擊性的新聞稿,家長會長簡忠雄投書媒體任意指控,家長會準備白布條給學生抗議蕭老師;連當時的教育局副局長林騰蛟都主持過記者會對外說明,蕭曉玲自11月12日開始不適任,就是她告郝龍斌的那一天。
主任、老師等當然也沒閒著。訓導主任朱毋我跟著督學闖入教室,如影隨行一般在第一時間拍攝罪證,要學生寫下蕭曉玲如何苛待他們,內容卻矛盾紛歧;漫安琦老師(現為北市南門國中主任)在教評會議上指控蕭上課連續多週看(不存在的)王昭君影片,但學生的證詞錄音逐字稿寫明並無此事;徐慧玲老師簽名加蓋章、謊稱為教師會長,撰文指控蕭上課講政治議題,後面括號一綱一本;其他還有老師帶隊在教室門口等著上課鐘一響就進教室,以便逮到蕭遲到的;還有27個老師聯名指控蕭「看臉打分數」等罪狀,但被聲稱為根據的聯絡簿,卻是一頁也沒出現五千頁的罪證裡;還有收回18個班教室日誌好檢查蕭之過錯,發給508位學生問卷對蕭做針對性的調查等浩大工程。
既然所有被蕭曉玲教過的學生都要寫具名問卷,學生們同樣忙得不得了,上述種種罪證常常要參一腳,書寫、拍攝、指控、(偷)錄音,跟著拿白布條抗議,壓力很大,也難怪有學生在聯絡簿上跟蕭曉玲抱怨道:「問卷調查不是都不用寫班級、座號、姓名?萬一資料外洩不就完蛋了?...我覺得這樣很過份。」由於罪證許多地方本身荒謬矛盾,所以除了具名填寫問卷外,同學們還要甘冒偽造文書或做偽證的風險行事,勞心勞力的程度可見一班。
從老師、家長到學生,以上圍捕蕭曉玲的人們有個共通點,就是曾經大大地肯定她。蕭曉玲是中山國中兩任教師會長,要多數老師支持才能當選;出面指控她的家長,也有跟她一起努力過的;而部份跳出來否定蕭曉玲的學生,不久前還對媒體公開肯定她的教學,究竟發生什麼事會造成這種變化,從書面上看得到的資料,有的老師說,蕭老師一開始很有理想,但因為得到教師會長的「權位」之後開始墮落,以致於她硬要當(沒人想當的)導師(?),但即便如此,後來她當導師當到被該班家長聯名稱讚、支持,這種解釋也太詭異了點。
權力由上而下的教育體制
到這裡也還只是以中山國中校內為主的範圍裡而已,往後的程序還很長,一般學校解聘、資遣老師的程序為,在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通過後,案件會送往縣市政府所屬不適任教師審議小組,又通過後,當事人如有不服,可向縣市政府教育局教師申訴評議會(申評會)申訴,如果被駁回,再向上層機關申訴,在省為省申評會,在直轄市則為教育部申評會。也就是說,關於蕭曉玲這些莫名其妙的罪證,是至少經過四層委員會,經過數十位社會賢達審議後通過的。若我們信任這個機制,照理說,一般性侵、嚴重體罰的老師,也應該早早被逐出杏壇,但大家都知道不是,因此,我們寧願相信,當局的影響力不小。
要透視結構的運作,需認識權力關係。每每提到蕭曉玲案是因為政治打壓時,最明顯的事跡是,當時的教育局副局長林騰蛟,開記者會說明此案時,記者問蕭何時開始不適任,林連續回答11月12日三次,她狀告郝龍斌的日期,市長的意志,在這裡表露無遺。一般人很清楚,市長能任命教育局長,而教育局長能任命局裡教師申訴評議會委員,至於校長部份,嚴格來說雖然不能直接任命,但校長遴選同樣也是由上而下的設計,有著基層老師全無直接投票權等嚴重缺陷。而這整個體制的僵固性,可以從其中的一個環節看到,當蕭案送到局申評會時,台北市教師會代表羅德水力擋一年餘,但後來他不再獲聘,案子馬上快速通關。
當我們把蕭曉玲案的視角,拉高到權力結構時,當然也不會忘記前面所說的,這層層權力結構作用下來,坐落到每一個學生身上會是怎樣扭曲的狀況,這和許多冤案深不見底的角落不同,而具有相當的「臨場感」,因為每個人不見得會上警察局或法院,但一定經歷過校園,而且是形塑價值觀時期的國中校園。如此風雲變色的狀況,可以用學運人士林柏儀聲援蕭曉玲老師的一段話作代表,「我們都知道,在校園裡,平常好來好去、慈眉善目的背後,總是有那樣一條『線』,不論學生或老師,跨越了,鎮壓的力量就立刻展現出來。」(出自「面對青年貧窮化:誰怕蕭曉玲?」)
犧牲後 威權具現
在戒嚴的時代,透過愛國歌曲、各種禁令,我們對威權的存在是會被時時提醒的;然而解嚴之後,看似自由化的體制,卻潛藏著一樣毒性的法制、觀念與人心。筆者曾私下追蹤當時跟著整肅蕭老師的學生的網誌,看到他們轉貼母校後來的負面新聞,圍觀著它,稍微悉落兩句,缺乏一種哀矜勿喜的態度,不禁令人遙想,那一場勞師動眾的、對蕭曉玲的惡性解聘,給了他們什麼樣的教育?
解嚴之後,「人權立國」之類的口號與活動,有如每天早上看到的陽光,穿透玻璃之城;頭頂上自由的藍天,彷彿可以任意翱翔,然而一旦想呼吸自由的空氣,周圍便響起蕭老師聽過的一句辱罵,那時走在走廊上的她,被學生大喊「妳怎麼不去死」,才知從上而下的權力,灌輸到孩子身上的樣貌,及玻璃之城的輪廓──透過異議者的頭破與血流,被撞擊到塗抹到,才終於被察覺到。
註:上述關於罪證的描述,多數可在蕭曉玲部落格「我是蕭曉玲」見到。
http://iamhsiao.blogspo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