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更多在地觀點與在地接觸
今年四月，我第一次橫渡黑潮、拜訪蘭嶼。走了一個天秤颱風之後，我有幸能成為「蘭嶼人權工作坊」的學員，再度踏上這座達悟族的「人之島」。此時蘭嶼已沒有了四月的艷陽，多了初秋不甚猖狂的東北季風，還有天秤颱風遺留的產物，包括重建中的加油站，部分路面地基掏空，以及土石崩落的痕跡。
回想八月底，台灣媒體一股腦兒報導颱風肆虐蘭嶼。接著再報導達悟族人發揮漁團合作的精神，使蘭嶼快速恢復生機。在總統發表「外面吹西裝，裡面穿丁字褲」一席言論之後，媒體急速撤離，留下的問題仍由蘭嶼島獨自承擔。
人權工作坊期間，我們恰好有機會聆聽族人對此事的感想。天秤颱風肆虐以前，蘭嶼幾乎是每逢颱風必停電，早已帶給居民極大不便。而在重建方面，也有耆老質疑，哪一次的災害過後不是族人合力清掃家園？為何這次特別受到臺灣的關注？蘭嶼，不過是臺灣媒體一時的焦點。
上述的評價或許不甚公允。若以關鍵字「蘭嶼」搜尋近十年的平面媒體資料庫，《中國時報》即有近2800筆；《聯合報》更有3400餘筆。事實上，自1980年代末期，蘭嶼即因反核廢、反國家公園等運動數度為台灣媒體所報導，但這些間斷的關注撼動不了核廢料，往往只是再現了蘭嶼在台灣社會的邊陲位置。台灣民眾很難有機會聽見在地觀點。
人權工作坊的第一天，主辦單位播放關曉榮導演的紀錄片《國境邊陲：島嶼上的人類》，片中即包含上述的「核廢料貯存」議題。這部片在台灣的圖書館亦有收藏，我不是第一次看。但這的確是我首次在反核廢運動者夏曼‧夫阿原的導引下，嘗試以族人的角度理解這部紀錄片。在他的解釋下，影片浮現兩大主軸，包括達悟族傳統經濟模式的式微，以及核廢料貯存問題。兩者背後皆隱含「漢人社會」以及「國家機器」的運作，深切影響達悟民族的存續。
近年來，來自台灣南部的漁民駕駛機動船，進入達悟族的傳統海域進行商業捕撈行為。族人划槳捕魚，不敵挑戰，導致部分族人放棄拼板舟，開始購置個人的機動船。原先互助合作的船團組織日漸崩解，傳統的造船技術也無以為繼。外來挑戰接踵而至，族人也漸漸失去自己的文化。
這樣的變遷脈絡其實可回溯至二戰結束，當國民政府從日本手中接管蘭嶼之後，便積極體現蘭嶼在台灣政壇的邊陲地位，包括將核廢料運至蘭嶼貯藏，將重刑犯遷入蘭嶼關押。但另一方面，政府隨後又在蘭嶼積極擘劃現代化設施，推行漢化國民教育，拆除傳統屋、興建水泥國宅，在蘭嶼強行種植木麻黃等外來樹種供作「防風林」。政府甚至在核廢料尚未遷出的情況下，籌畫將蘭嶼劃歸國家公園。在近五十年漢族政府「同化但不平等」的政策思維中，蘭嶼居民持續處於「被動」位置。
夏曼‧藍波安《航海家的臉》一書收錄其散文創作〈海洋的風〉，其中一段即深刻描繪族人受到主流社會與國家政府影響下的心境：「眼前台灣來的海底獵人正在炸魚；我身後是現代的建築物，那兒的台灣人正雇用我族人搬運核能廢料桶。我仰天問天神，也問自己；我吻地問祖靈，也問海洋的風：我該往何處？」這是在地人的吶喊和反思，但不代表在地人沒有抗爭的能動性。夏曼‧藍波安自己即是反核廢運動的提倡者，更是達悟傳統文化的實踐者。
被壓迫的族群不代表其無力無助，需要外來的救世主。以族人為主體的抗爭活動從未中斷。工作坊最後一日，希婻‧瑪飛洑於「抗爭：核廢惡靈」講次中，也說明了近一次二二○抗爭族人的明確訴求：核廢立即遷離、反對土地續租、賠償重新談判。在政府與主流社會的壓迫之下，居民仍積極展現具備主體性的行動力。
而「工作坊」最後一天的行動計畫，因為有族人參與討論，更讓我了解，在反核廢與反國家公園的運動中，蘭嶼內部各種形式的權力如何角逐。我也聽見蘭嶼青年分享在當地推行廢機油回收的難處。若未深耕當地並有居民配合，外人可能忽略或簡化當地的特殊處境；亦不知道當地還有哪些值得關注的議題。倘若閉門造車想像這群「島嶼上的人類」，我們所能觸及的面向，與台灣媒體蝗蟲過境後的報導並無不同。
在這次工作坊中，主辦單位及臺灣來的學員分享運動實踐的經驗以及人權法制的概念，使我個人獲益良多。然而和族人討論，並以「在地觀點」瞭解蘭嶼人權議題，無疑是這次活動最珍貴的部分。有了當地居民的參與，也使得這次的活動從「地點在蘭嶼的人權工作坊」聚焦到「蘭嶼人權」，讓我們看到居民的主體動能。期待往後類似的活動能夠有更多居民參與，或讓學員直接深入當地，除了開啟對話，也讓學員有更多機會學習在地居民的經驗與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