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載，台北市長郝龍斌為了紀念二二八，宣布自今年二月二十八日起，台北市警方將「尊重包容」未請的集會遊行。言下之意，彷彿人民的集會遊行權是政府所施捨的。甚至還說，對於紅衫軍案無罪判決表示欣慰，支持將集遊法由許可制改為報備制。然而，就過去郝龍斌於台北市執政的經驗看來，這樣的說法只是再一次地消費「二二八」。郝龍斌於市長任內，其轄下警察局曾多次移送對於環境、教育、勞工、人權等議題的社運團體與學生。去年十一月間，甚至曾在市議會中，同意市議員侯冠群提議集會遊行保證金應提高並課稅。可笑的是，他大概不知，他雖說支持集遊法改報備制，但其所屬政黨所提的集遊法版本主張的，卻是與現行許可制一模一樣的強制報備制。
我國憲法第十一、十四條，明文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與言論自由。在大法官解釋445號中也提到，國家應保障人民有適當集會場所，並保護集會遊行安全，使其順利進行。並認為，集會自由是表現自由的範圍，其為「實施民主政治中最重要的基本人權」，有其「優越地位」（preferred position）。也就是說，憲法之所以強調集會自由的重要性，乃是為了保障民主政治的發展。對於民主政治發展如此重要的權利，豈可用郝龍斌市長等人宣稱的「使用者付費」來看待之？而不管是現行集遊法的許可制，或是行政院版的強制報備制、解散命令、罰鍰等規定，當然也就是對於人民集會遊行權的過度箝制。
從實務觀點來看，過去許多遭警方移送的集會遊行案件，其實多半是相當和平，甚至退讓的。舉例而言，去年八月間綠黨秘書長潘瀚聲至北投捷運機廠外，聲援樂生保留運動。當天群眾未有任何強暴脅迫行為，事後卻被北投分局一違反集遊法傳喚；而筆者本人亦曾在2007年間，偕同社團朋友在中午時間至台北地院前吃飯聊天，在沒有阻礙任何行人通行，也未使用擴音器的情況下，被警方以違反集遊法為由移送。更不用說有數不清的勞工、教育等團體，當我們到勞委會、教育部外陳情時，總是被警方以為反集遊法舉牌警告、移送，甚至遭起訴判刑。
總而言之，從歷史上我們已經學到，政治人物的施捨絕不可信。若政府認為集會遊行是人民應有的權利，就該盡快將現行集會遊行法中的許可制、解散命令、罰則、禁制區等規定加以刪除，讓集會遊行法回歸對集會遊行的保障地位。對弱勢人民而言，建立一個穩定的制度，比政客們的口水有用太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