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性的「人命」
/高榮志律師(台灣人權促進會執行委員）
拜讀昨日熊秉元教授「生命的比擬」一 文，深感經濟人的思維果真與法律人大異其趣，簡略地說，在全文經濟效益分析評比之下，生命會有高／下之「相對性」，法律之「絕對性」似乎顯得迂陳，而本文 無能就「功效主義」與「非功效主義」之哲學立場出發，反駁該文以效益為主軸、固然首尾一致之論述，或有其脆弱之處，僅能指出熊教授一文引起眾人注意、但或 有再值商榷的一些論證。首先，在死刑議題的論證上，該文實以「戰爭存在是理性的」為前提，進而導論出「戰爭＝不熟、無冤無仇的人都可以殺了」，何況是「死 刑＝有怨有仇」，但是，如果認為「戰爭其實也是錯誤的」，那麼，上述的論證也就無法成立。
事實上，對於反對死刑的人而言，倘若堅持「任何人 均不可以殺人」的原則，最終就一定會推導到「反對戰爭」的道德結論，所以，熊教授的文章在沒有討論戰爭是否錯誤之前，就直接以此作為合理的出發點，這是一 個值得質疑之處。不過，這也正恰反應了一般人對死刑的基本態度──「毋庸懷疑的自明之理」，自古至今都存在的刑罰制度，乃是自明之理，懷疑死刑是錯誤的 人，才是有問題的一群？
而這個「一直存在所以是自明之理」的論證，亦貫徹到熊教授的第二段文章之中，文內提到：「法令明文禁止，並不意味著 不存在」，沒有說出來的難道是：「器官買賣存在，所以不應該明文禁止」？這是典型法理學上「實然」是否能導出「應然」的問題，換言之，「實際上」是這樣， 究竟能不能說在道德上就「應該」是這樣呢？
需要器官病人漫長等待歲月的煎熬與折磨是相同的，然而，當我們用語言上使用「器官捐贈」與「器官 買賣」的詞彙，其實已經在道德上作出一些區分，雖然都是「器官移植」，但卻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情：我們允許某些人損害自己的身體來幫助其他人，可以基於親 情或遺愛人間之理由，但是，卻不能是出自於「待價而估」的「經濟原因」。
這是一個法律的決定，法律之所以「瞻前顧後、畏首畏尾」地不敢開放 「器官買賣」，除了道德上的原因之外，在實踐上，正如同熊教授一文所稱之「適當程序」的難以建立，畢竟，我們現是在紙上無色、無味、無臭、無菌地在論辯， 回到貧富懸殊、經濟弱肉強食的現實社會，我們真的忍心見到貧窮人家排隊販賣身體器官的景像？醫療資源的耗費固然「不划算」且令人惋惜，但其實，一個又一個 要嚴肅面對的道德決斷，才是最讓我們痛苦與不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