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台權會實習生
2月份人權小蜜蜂培訓的最後一場講座，邀請了伊甸活泉之家的廖福源主任，分享台灣有關精神障礙者照護狀況的問題，以及相關機構服務近年的發展方向，並提出精神障礙者照護機制的改革建議。
台灣精神障礙者照護面對的困境
廖福源主任表示，台灣精神障礙者照護面對服務需求龐大，但可用資源少且分配錯誤的困境。台灣有272萬人需要向精神科求診，然而衛福部2018年至2020年度平均每年投放至心理健康促進的預算只佔其總預算比例的千份之三，當中精神疾病防治支出更只佔預算千份之一，只有2017年世界衛生組織成員國有關支出中位數（2.5美元）的不到三份之一（每年0.75美元）1。資源不足令精神障礙照護者的勞動條件差劣，而健保制度對於臨床心理諮商的資助不足，令更多病患只能選擇注重服藥而缺乏與病患溝通的精神科治療。此外，本已嚴重不足的資源主要投放於包括住院醫療的社會控制層面，令社區照顧及病患家屬可獲得的資源更加缺乏。2019年台灣的社區關懷訪視員平均每人需跟進超過400宗個案，每名病患一年平均只獲得不到三次的訪視，難以起到事前察覺危機的效用。2
台灣處理精神障礙者面對危機的機制單一，令精神障礙者難以獲得適切的治療。廖主任表示面對病患自我傷害或試圖傷害他人的危機情況，根據精神衛生法32條，「警察機關或消防機關於執行職務時，發現病人或有第三條第一款所定狀態之人有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者，應通知當地主管機關，並視需要要求協助處理或共同處理；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即護送前往就近適當醫療機構就醫」但病患強制送醫後獲得的服務仍局限於藥物治療為主，對生活、工作、心理等生理醫學以外的照顧嚴重欠缺，病患無從透過建立病識感以意識自己的病情。另一方面，強制送醫制度本身亦有其局限，包括住院有期限、而且五天緊急安置期的鑑定程序中家屬可以拒絕將病患送院。
資源方面的困境以外，社會對精神障礙者的偏見亦是造成精神障礙者難以獲得妥善照護的原因。廖主任提及一個有關精神障礙者的「笑話」，就是精神障礙者殺人也不用擔心，因為有「殺人免死金牌」。除了對精神障礙者跟殺人聯結的偏見，社會對於精神障礙者的「非人」刻板印象，亦令精神障礙者重返社會生活困難重重，難以康復。廖主任以劇集《我們與惡的距離》中的角色應思聰為例，家人對他唯一的關心就只有是否服了藥，最終令他病情不斷惡化並失控。廖主任指出社會大眾對於精神障礙者的關注仍停留於有否服藥與看醫生，忽視他們作為人的生活需要，如工作、社交、心理，這些影響患者決定是否願意繼續治療的因素。
上述困境造成的影響，最終由患者本身、家屬及整個社會承擔。廖主任舉出三個精神障礙者因缺乏照護資源而導致的悲劇，包括高雄男子殺死思覺失調親妹案、嘉義鐵路殺警案的兇手因欠缺資源下長期照顧患有身心障礙妻子，最終自己亦成為病患、及曾經歷多次進出醫院治療病情卻無改善的政大搖搖哥，一度被警方以小燈泡案疑兇逮捕並再度執行強制送院治療。另一方面家屬亦有因不堪照護壓力而選擇將病患送離家庭，造成家屬與病患的衝突、甚至對病患造成更大傷害。廖主任以位於高雄的龍發堂為例，龍發堂曾經是一所收容精神障礙者的寺廟，無力照顧患者的家屬可以「賣斷」患者予寺廟照護，然而寺廟一方面無法提供患者所需、另一方面後來寺廟被勒令禁止經營收容精神障礙者服務，並將所有病患轉送醫院，但始終欠缺足夠照護的情況下，最終有病患死亡。廖主任亦提及他曾接觸一個住院治療多年個案中的家庭衝突，由於病患家屬一直不願意相信病患的病情穩定，拒絕接送出院，令病患病情反而持續惡化。
社區照護服務近年的發展
廖主任於講座分享他所屬機構近年發展的服務方式。伊甸活泉之家發展出三種不同層面的社區照護服務，以照顧病患及家屬的需要。真福之家是一種會所模式的社區照護機構，打破傳統觀念由專業人士治療病患的上下級權力關係，改為透過平等的社群關係達成共同建立的目標，令病患於「被需要」的過程中重新建立有意義的生活與人際關係；福利服務中心則採取同儕支持的服務方式，發展精神障礙者自助與互助能力的社群；至於精神疾病照顧者專線，則透過病患家屬及照顧者志工向同樣是家屬或照顧者提供服務，以達到支持家屬自助及互助的目的。
另一方面，伊甸活泉之家自2012年起開始透過舉辦展覽，以期改變社會對於精神障礙者的歧視與偏見，並讓病患可以向大眾傳達他們的想法。廖主任分享了其中一部份病患的作品，包括主題《城牆裡是誰阻隔了誰？》的詩、及畫作《徘徊》與《活著的掙扎》。
除上述已正在推行的計劃，廖主任亦提及引進源自芬蘭的開放式對話服務模式，以補足現行精神醫學治療所忽略的部份。伊甸活泉之家以開放式對話為基礎發展出「敲敲話行動入家團隊」，團隊會為有需要服務的家庭安排到訪服務，透過與病患及家屬對話，共同經歷生病及受苦的過程及思考如何往前走，而非功效性的討論病因及治療方案。
精神障礙者照護體制的變革基礎
講座的結尾，廖主任對於台灣的精神障礙者照護體制提出四方面的改革建議。首先是思想價值上的改變，包括照護體制在內的社會大眾都有需要改變以往對精神障礙者照護停留於醫學層面的想像，應更一步了解患者在社會裡如何受苦，而非以專業之名上而下的將患者標籤為屬於哪一種醫學上的疾病分類；另一方面政府管轄有關心理健康的組織架構亦需改革，讓心理健康範疇從現在的心理與口腔司提升為至少是部級單位，讓單位能獲得更多的權限與資源執行工作；此外現時的精神障礙者照護體制的規劃與行動，應該要進一步納入使用者，如病患及家屬的聲音；廖主任建議應該將精神障礙者照護服務作一站式整合，改變以往按不同專業明確分工的做法，讓使用者的體驗更加人性化。最後廖主任總結精神障礙者照護服務對於病患最重要的一點，是要讓患者能夠從服務中看到希望。
結語：問誰願走進那片冰天雪地？
在消除台灣社會對精神障礙者的偏見與歧視，不同團體這些年來實在付出了相當多的努力，將「精神障礙者並非怪物」的訊息傳遞予社會大眾，在風平浪靜的情況下，不少人也許的確已經接受不應歧視精神障礙者的價值觀，然而每當發生有關精神障礙者的暴力事件，人們本能反應的恐懼還是如狂風將原有的理智一下子吹散。嘉義鐵路殺警案一審判決無罪的結果，觀乎網上輿論，幾乎一面倒是批評及侮辱判案法官與精神障礙者的言論，內容甚至與廖主任提及的「笑話」如出一轍，而當二審判決更改為17年有期徒刑後，輿論依舊一面倒批評，但批評的地方是判刑還不夠重，應該要判處犯案者死刑云云。可見台灣社會對於精神障礙者的恐懼甚至憎恨，仍然根深蒂固，說到底，要人隔岸觀景容易，然若要親身走進那片冰天雪地，試問又有多少人願意踏出這一步？
記得多年前大學讀心理學的時候，刻意挑選了異常心理學與臨床心理學，某程度上是受高中時代閱讀的《二十四個比利》影響，讓我對於人所能擁有的潛在多面性相當好奇，課程一方面的確讓我對於人的多面性大開眼界、另一方面亦令我了解到更多正確的心理學知識，很大程度上擺脫了大眾常見的各種迷思（例如沒有心理醫生這職業，只有精神科醫師或臨床心理師），同時亦為身邊的朋友解答一些心理學相關的疑難甚至「解毒」。對於精神障礙或心理異常到底是否一種非「治癒」不可的「疾病」，講座期間派發的一份題為「怪怪的，也沒關係」單張，某程度上提供了一部份答案。試想像若世上「怪怪的」人都不見了，很多推動人類文明發展的成果也不可能存在。人其實很像從前網遊的角色，大家都是把有限的點數分配到不同的能力，「正常人」不過就是把素質點數分配得比較平均、「怪怪的」就把點數集中到某些能力而已，但往往能在重要時刻大放異彩的，通常就是那些配置「怪怪的」的角色，因為光靠「正常人」過於平均的能力，對付強大的對手通常都非常沒效率；但反過說，極端配置的角色除了應付自己特別擅長的特定事情外，其他方面通常都非常吃力。由此可見，其實無論網遊還是現實，從來都是「正常人」與「怪怪的」合作的成果，只是大家未必意識到而已。
2社區關懷訪視員只負責一、二級個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