簽證與死刑

簽證與死刑
/高榮志律師(台灣人權促進會執委)

簽證與死刑，乍看之下是毫不相干的兩件事，最近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產生了微妙的牽連。也或許，並沒有那麼的毫不相干。

簽證，涉及國家主權的運作，是傳統國際法的核心，領土是一個國的「家」，想邀請誰來、不給誰來，國家當然是有完整的裁量權，拒發簽證，依法，都可以「不附任何理由」；死刑，更是國家主權的極致展現，舉凡踏上了仍有死刑的領土，不管是外國人、還是本國人，依法，都可以執行死刑。

然而，國家「主權至上」的概念，尤其是在冷戰結束後，卻不斷地受到限縮，尤其是來自於基本人權論述的挑戰，近來大有「人權凌駕於主權」的趨勢，不少學者直稱此乃「典範移轉」（paradigm shift）。

例如，情勢持續發展中的利比亞，本應是「內政問題、外國不能干涉」，然而，這句話卻只是對了一半。人民要反抗，不管政府體制是民主也好、集權也罷，用武力鎮壓和平示威的平民，就是違反了國際法，還有可能構成國際刑事犯罪，國際刑事法院可以依管轄權干涉，而外國政府也可以依人道救援方式、或甚至直接以武力干涉，國家主權，不再是鐵板一塊。

而人權之所以能鬆動國家主權，乃是人類願意記取一次次戰爭、屠殺、仇恨的教訓，以鮮血凝結成斷斷續續、一步一腳印的國際人權公約而來的，最大化人民權利的保障，國家的主權、或甚至國家本身，都迂降為了保障人民基本權利而存在，簽署國際人權公約，表示一個國家，願意放棄部分的主權，來深切嚴肅思考人權的問題。

而歐盟給予我們免簽入境的待遇，當然是認為我國有值得他們限縮主權之處，是對於我們政治、經濟與社會的肯定，而死刑是他們深切關心的議題，所涉及的意義與價值，絕非台灣政府「依法行政、民意依歸」八個字這麼簡單，歐盟訊息的傳達一次比一次堅定與明確，但慚愧的是，當別人認為我國人民善良、經濟發達、政治民主之際，屢屢自豪簽署、並內國法化人權兩公約的台灣馬政府，對內、對自己的人民「施展主權」卻是毫不手軟，舊思維包裝在新行為，多少有點辜負歐洲國家看得起台灣的信心。

如果，我們都覺得歐洲先進國家治安、環境良好，值得我們效法，就不該再說「學習歐洲需要一百年」的無厘頭語言，他們顯然並不是依靠死刑來達到這一切，廢除死刑是更難走的一條路，第一步，需要的或許是思想上的「典範移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