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監獄醫療的制度缺失被轉嫁基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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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花蓮監獄兩名受刑人疑似呼吸道感染死亡事件，監察院調查結果做出糾正[1]，未能適時安排戒護外醫、隔離感染受刑人，因而導致疫情在監獄內傳播，並直指相關人員洵有疏失，再次顯示監獄醫療制度亮起紅燈。

首先，關於受刑人的醫療權益，法務部矯正署在2013年10月通函各矯正機關緊急外醫判定參考原則（法矯署醫字第10206001070號函），揭示戒護外醫流程，其中緊急外醫羅列了15項生命徵象，作為是否轉送醫院的依據。

矯正機關收容人戒護外醫流程[2]

然而，這樣的檢測基準恐過於嚴苛，導致實務上符合外醫標準之個案，病況往往已相當嚴重。舉例來說，生命徵象（六）之體溫≧40℃，根據衛福部疾病管制署（以下簡稱衛福部疾管署）2013年7月修訂之《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防治工作手冊》[3] 中「體溫量測方法與發燒定義」揭示，感染期間耳溫或肛溫≧38℃且持續，即應參照「發燒病人建議處理原則」進行處理；又根據衛福部疾管署2017年9月19日修訂之《症狀監視及預警系統作業說明》[4] 關於群聚感染事件之定義，綜觀各項症狀評估是否滿足通報要件，其一亦為耳溫≧38℃。

而監所戒護外醫實務上的判斷，若現場無醫療人員，例如夜間或例假日的情形，監所管理員恐難以做出適當評估，甚至出現檢測數據皆正常，最後卻撒手人寰之案例。獄政工作者林文蔚曾對此提出監所管理員遭遇之困境，於2015年2月撰文描述宜蘭監獄患有心臟疾病之受刑人，全身盜汗於所內勤務中心病床觀察，檢測數據皆未達外醫流程的標準，最終於到院前死亡[5]。將生命跡象不當簡化為15項標準，恐有草菅人命之虞；缺乏臨床判斷之專業人員，更導致監所管理員人人自危。

根據2017年《兩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的部分核心文件[6]，法務部及矯正署年的在監死亡率資料，在剔除保外醫治高死亡率[7]的狀況下，2012年至2015（1-10月）送醫途中死亡的受刑人仍占總計的20%~30%。2017年兩公約國家審查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52點[8]也指出在監死亡率偏高的問題。

2012年至2015年10月收容人在監死亡人數（資料來源同註腳6）

監獄雖然是國家執行刑罰的場域，以剝奪自由作為犯罪的代價，但多數的受刑人終將回到社會，如果入監服刑體會到的是比自由世界更加倍的劣等原則，生為人的基本醫療需求變相成為另一種懲罰的手段，那麼原本猶如謎之音的「教化可能性」便更加不可能期待。當受刑人在監獄裡生「很基本的病」，基層管理員被迫承擔外醫判斷的風險，在封閉的全控機構裡弱弱相殘，請問法務部、矯正署與衛福部，這樣的外醫評估機制，真的沒有重新檢視的必要嗎？

而戒護外醫的過程，受刑人與管理員同樣面對著與上帝爭取時間的艱難，一道又一道的開門關門、送醫途中的顛簸山路、遙遠的交通路程、紊亂的通報系統，還得隨時回報上級與調度人力，這是監所管理員所要面對的現場，是一種專業，如果法務部與矯正署尊重這份專業，就不應再強加醫療判斷責任給管理員。本次監察院的糾正結果，要提醒的正是作為上級主管機關的法務部，該做的不是急於歸咎第一線的個人疏失，而是修繕目前猶如風中殘燭的監獄醫療，將醫療評估列入改善項目、設置所內基本的醫療團隊，由醫療人員進行基本生命徵象測量、身體評估與症狀處理。

當監獄醫療的制度缺失被轉嫁基層，受損的不僅是上級思思念念的機關信譽，更是踐踏了管理員的專業，以及受刑人搖搖欲墜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