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情提要：去年12月初，2016 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開放政府夥伴關係，OGP16）在巴黎舉行，這個全球超過四千人報名，近三千人參加的大會，也包含了來自台灣的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參與者。台權會秘書長邱伊翎亦為參與者之一，以下文章，即為其與會後之報告。
凱旋門附近的巴黎大街上，為了法國總統的到來，警察從街道口就開始交管、維安、進行身分確認。在這場全球超過四千多人、橫跨141個國家報名參與的「開放政府」全球盛會的入口，這場大會的與會者除了法國、英國、美國為大宗的歐美國家與非政府組織(NGO)代表之外，也有不少來自非洲、澳洲的國家及NGO代表，但整體而言，來自亞洲國家的人數，其實不多。
從12月6日到9日，為期四天的會議，每天每時段，幾乎都有將近十多個平行場次、駭客松、短講、工作坊。而所有要進場的公民團體代表，身上掛的是粉紅色的名牌，入場時都必須在室外的寒風中大排長龍、經過層層安檢才能進入有暖氣的會場。而政府官員則可以直接憑著藍色名牌，進入會場。在這個號稱「開放政府」、「公民參與」的大會上，作這樣的入場區隔，顯得格外諷刺。
在氣派高貴的開幕大會場上，主持人正興奮地隨機訪問在場一樓的來賓：你來自哪個國家，又作了哪些跟開放政府、開放資料有關的事呢？來自台灣「Open Data聯盟」的會長彭啟明受訪時，得意地說他來自台灣，台灣去年是全球開放資料指標（Global Open Data Index）評比的第一名！
但有趣的是，除了「第一名」之外，台灣「政府本身」或是「政府資料」，到底有多「開放」呢？除了舉辦一些讓人民可以來參加、表示意見但「法律定位不明」的會議之外，最後政府的決策到底會不會納入參考人民所表達的不同意見呢？所謂「開放政府」，除了政府會應民眾要求，公開部分數據類的資料之外，當人民同樣以「政府資訊公開法」要求公開影響政策甚鋸的會議名單及會議紀錄時，政府卻以各種理由拒絕公開時，這樣的開放政府與開放資料，又是在開放什麼呢？
開放政府是良好治理的特效藥？
這幾年各種社會運動、佔領運動風起雲湧，即使是民主國家也不斷面對人民對於貧富差距日益嚴重、來自種族宗教或性別的歧視沒有減緩，代議政治及龐大政府官僚體系與民意的日趨遙遠，不論是左派、右派政權執政，都不斷受到民眾的挑戰與質疑。
法國總統歐蘭德的現場致詞及美國總統歐巴馬的視訊致詞，都不斷將「開放政府」、「開放資料」視為「當代民主危機」及邁向「良好治理」（Good governmance）的一帖良方，認為「民眾參與」可以補充「代議政治」的不足，「開放資料」更可以政府資訊更公開透明，甚至透過這些資訊開放，來改善政府所提供的服務的品質。他們都不約而同強調：「開放政府的主角是公民，不是數位機器。公民才是決定資料該如何被使用的人，不是機器。公民必須被賦予權力（power）來參與。」
在這個以「開放」為名的國家夥伴關係聯盟中，有些國家為了參加這個「夥伴關係」，甚至迅速地在國內通過了「政府資訊公開法」，並將「政府資訊公開」、「開放資料」等政策，納入國家行動計畫中、設立主管「政府資訊透明」的部會，及主管「個人資料保護」的署或專員。
但也有許多民間團體批評，許多政府儘管加入了「開放政府」的行列，卻無心遵守「開放政府」的核心原則及精神，打著「開放政府、開放資料」的口號，卻也只是利用這些作為來清洗政府門面，掩飾政府本身的黑箱、不透明，或是官員的貪汙腐敗。他們以「Open Washing」這個名詞，來諷刺這個現象。
Open Washing？公民社會在「開放」口號中的定位
當各國政府不斷宣稱人民、公民社會是開放政府、開放資料的主體時，我們便要問，公民社會到底在開放政府及開放資料裡面扮演了什麼角色?
在開放政府的大會會場，我拿到了一張關於台灣推動 Open data的傳單，裡面介紹台灣推動開放資料的主要角色，除了有行政院科技會報、國發會、經濟部工業發展局、Open Data Alliance（開放資料聯盟，其成員大多來自產業，尤其是科技業)、台北電腦公會外，我們其實看不到台灣蓬勃發展的公民社會或非政府組織（NGO）出現在這個架構裡。這樣一場「由上而下」的「開放政府／資料」，如何真正讓人民／公民社會成為主體，並實際參與及影響決策呢？
這個看來本末倒置的狀況，也不時在OGP16的會場出現。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雖然台灣政府部門有不少人都參與了OGP16，但奇怪的是，我們所參加的許多場次，都不曾見過台灣的政府人員。在整個大會中，也從未有政府官員希望就個別會議的內容來和民間團體進行交流。這個看似企圖打散政府部門與民間團體的大會，最終政府跟民間還是各自運作，無法同時討論，產生互動。
重點場次介紹
重點場次一：在一場討論大眾如何可以實質參與，取得有意義的政府資訊的場次，來自歐美國家的人提及，在申請政府資料時，也許可以透過一些技巧，如直接打電話給處理的政府單位窗口，或列出優先想要的資料等，並且也提出如何讓你辛苦要到的資料，請政府主動公開，不需讓其他人再經歷一次辛苦的索取過程等。但也有國家的與會者表示，他們連窗口都沒有，或根本不知有哪些資料，甚至很多時候政府就是用像是「隱私權」或「內部文件」等理由拒絕時，是否真的有有效的「行政救濟」管道都是問題。
重點場次二：關注全球公民社會空間發展的團體Civicus，則在其場次中發表了他們的全球公民社會空間監測網：https://monitor.civicus.org/。透過與各國在地民間團體的合作及新聞媒體的整理，Civicus試圖標示出各國公民社會被打壓或開放的程度。Civicus也指出，在已經加入「開放政府」的國家行列中，是否願意釋出更多與公民社會空間相關的資訊？全球開放政府聯盟的工作小組，又是否願意一起合作讓這些國家可能不那麼願意被揭露的資訊，更加公開呢?
重點場次三：在一場由英國首相的幕僚籌組，名為「開放政府的未來」（The Future of Open Government）的座談中，報告人除了報告英國政府的開放資料計畫及網站外，同時也強調，他們在意的是「公民的參與及自主決定權」。他們認為，所謂的「開放資料」，是讓資料的掌握及決定權回歸到人民手上，「讓人民去決定」他們自己的資料要怎麼被使用及利用，並如何透過這些開放資料，讓人民自己的生活更方便。但與會聽眾並不輕易埋單這些美好的言論，看台下隨即有人提出「自主決定」要如何落實、人民又要「如何得知及利用」這些資訊，以及其所牽涉的「隱私權」的問題。對此，英國政府則承認他們確實無法作到十全十美，且也無法保證資料是否會遭到濫用，所以，對他們來說，來自民間的監督仍然十分重要。
第一名之後
當一年過去了，台灣仍沉浸於開放知識基金會（Open Knowledge Foundation, OKFN）全球開放資料指標評比的第一名時（儘管OKFN的評比也指出了台灣政府在科技政策、個資處理、利用上的問題，但政府對此倒是理所當然地視而不見），我們的困惑是，政府的下一步打算怎麼做？是要開放更多的資料，（一如我們面對前百大學的態度）繼續衝刺下次評比的第一名？還是，我們其實可以重新檢討開放資料跟開放政府的核心精神?
第三個貢獻指標會讓人感到稍微不舒服，因為台灣政府持續推動某些非常爭議的政策，其中也包含了國民健康保險計劃的政策。這個政策在未徵得保險人的事前同意下，即將資料處理為開放格式，並釋出了可能包含個人資料的資訊。這個政策已引發數個人權團體的重大關注，並且因為已有數名當事人向政府提出的集體訴訟的緣故，公民社會目前仍在等待法院裁判。from Global Open Data Index 2015 - Taiwan Insight
當政府口中的開放，只想著「由上而下」，代替人民決定所謂的「好或不好」，因而縱然未獲得人民同意、未經過國會討論，也執意要將全國人民的各種資料（如醫療健康資料或行車紀錄)，開放給第三方做研究或其他目的外使用，甚至不准任何一人退出資料應用時，這樣的開放政府，真的有讓人民奪回資料自主權的可能嗎?
開放政府所要對抗的，是黑箱作業，是不透明的政府決策機制及不公開的政府資訊。因此，開放政府除了開放那些可被應用的原始資料集外，更重要的，毋寧是開放攸關人民權益的重大決策資訊。從事前的草案公開，到攸關政策擬定的討論，再到擬定政策後的執行與問責，在各階段，政府都必須透過各種方式（也因此該考慮的管道，絕不僅只是「網路」），將資訊釋放出來，儘可能形成讓民眾得以參與的機制，從而避免某些民眾被體制暴力地摒除在外的可能。
雖然投票選舉、政黨輪替已經是民主國家的常態，但是除了投票之外，我們並沒有太多讓民眾可以參與決策的機制。畢竟政府並不只是一個只需要不斷改善服務品質的企業。政府享有公權力，作下的決策往往影響的是全國人民，也因此政府的責任，並無法隨著權力開放給人民參與之後，就允以免責。開放政府所企圖要重新找回的，是人民與政府的信任關係。然而，信任感，是不可能只靠開放越來越多原始資料集，或是繼續獲得第一名，就可以找回的。
衷心期盼，台灣的開放政府、開放資料，不要只學了表面工夫，卻忘了核心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