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金融電信開放的民主/人權衝擊公聽會
鑑於台灣政府在未向社會大眾提供充份透明資訊以及進行全面的社會衝擊影響評估前，即匆促與中國簽訂《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引發台灣社會高度疑慮。台灣人權促進會、台灣守護民主平台與兩岸協議監督聯盟與民進黨立法委員，於7月25日上午召開公聽會，就服務貿易協議當中的金融、電信產業開放進行人權及民主層面的影響討論。
金融業這類屬特許性質的高度敏感產業，雖然表面上看來對於台灣就業市場的影響不大，但全國金融業工會聯合會祕書長韓仕賢表示，開放中資金融來台，未來恐怕透過資金影響台灣的政經風向。他也質疑，目前主管機關對中國金融業者來台規範辦法並不健全，未來中資參股、併購台灣金融業，影響台灣金融市場的正常運作，例如透過削價競爭、參加台灣公共建設的融資情況，造成金融市場、甚致是其它公共建設的投資扭曲，台灣在這方面必須慎重對待。
台灣守護民主平台常務監事顏厥安教授表示，在中國，幾乎所有行業都是「特許」的，都有國家的「監管」機構來管理。更嚴重的是，中國的監管機構自己介入經商，成為利用特權來賺錢的機構。因此台灣開放「此種」特權銀行業來台灣，一方面讓中資銀行透過「各種政商關係」，在台灣建立某種「特權」地位，這些「國營」銀行最可能是要來擔負起一些「政治任務」的。也就是說，中國的金融業在台灣，很難不配合某種政治目標來行事。因此一旦開放，擁有中共國家權力與巨大資本為後盾的中資銀行業來台，等於是開放中共的政治力，藉由金融、經濟的管道，堂而皇之的進來台灣來干預、影響台灣的民主政治。
另外，在消費者信用財務資料的隱私保障爭議上，兩岸協議監督聯盟召集人賴中強律師指出，不管是中資銀行來台參股、設立分行或是銀聯卡來台，都會對於我國銀行或信用卡用戶的隱私造成一定影響。台灣設有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擁有全國人民的信用及金融資料，且其查詢機制採會員自律、事後稽核的管理，並無法有效保障客戶個資，本身就是一個先天不良的制度，更可能因為中資銀行加入會員後，配合中國共產黨進行「情治監控」，形成對台灣人權及國安的雙重衝擊。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委吳當傑表示，銀聯卡來台只提供客戶諮詢服務，並無發卡。目前三家中資銀行還不是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的會員，且自2009年起，聯徵中心就新加入的會員，已要求更嚴格的監督管制手段。賴中強律師則表示，銀聯卡不做發卡服務，與服貿協議的內文有出入，若真不進行發卡作業，應於協議中明文寫清楚，立法院應以決議明文排除，以免日後偷跑或發生爭議。賴律師也強調此次服貿協議的金融開放，也包括中資參股、投資台灣的銀行，中資銀行可透過參股擔任我國銀行董事，取得國人資料，而且參股對象如為2009年前已加入聯徵中心的舊銀行，聯徵中心的管控更為鬆散。限制QDII投資台灣企業時不得實質影響經營權的規定，並沒有牙齒，也極容易規避，使之形同具文，讓經濟與國家安全毫無屏障。現行台灣的個資法制根本無從管控取得國人個資而將之提供中共政府使用的中資企業。他呼籲在《銀行法》尚未修正、聯徵中心缺乏外部監督機制等問題尚未解決之前，不應開放中國銀行來台參股。
此次服務貿易協議中也包括了第二類電信類服務業及電子商務的開放，其對資訊自由流通、隱私權以及言論自由的影響非常重大。主管機關國家通訊委員會副主委虞孝成表示，目前開放的三種服務（存轉業務、存取業務、數據交換）在台灣的市場規模很小，衝擊不大。專家徐子涵則指出，中國政府近十年來，積極透過電信基礎產業的介入進行國際戰略布局，但台灣談判代表不但未認知到這方面的國際社會進展，也不知要徵詢利害關係人作好影響評估，因此在談判過程中爭取到的保障措施嚴重不足。他以英國和中國在進行資訊通訊技術談判的過程為例，中國廠商要進英國市場前，不管在資料安全或是硬體測試，都要歷經一連串的檢測程序。相對而言，台灣對於隱私與個人資料的保障，還是處在非常落後不足的狀態。
推動台灣網路中立化立法的發起人楊孝先也認為，當前的電信法已不足以處理現在資訊與電信產業匯流下的現實狀況，到底是電子商務還是通訊服務，其實很難區分。電信法的第一階段修法草案，至今兩度被政院退回通訊傳播委員會，遑論第二階段匯流法案。在目前台灣法制不足的窘境下開放兩岸電信服務業，若中國以其干預、不中立的管制政策和法令拘束，不僅可控制在中國投資的台商服務內容，也將進一步左右這些台商回到台灣本土的行為模式。
最後，台權會副會長邱文聰建議，國外在重要政策制定前會進行社會影響評估，至少包括：就業影響評估、所得重分配影響評估。在人權方面，則包括對人民的自由權、公民權的討論。本次台灣政府在簽署服務貿易之前，並未進行相關評估，因此立法院在接下來的審議過程中，應更慎重地邀請多方利害關係人、各界學者專家與民間社團，進行聽證或公聽程序，以全面討論就業、國家安全、人權等各層面的衝擊，修正相關的法律和命令，以彌補台灣現況之缺失，而非草率地逕付二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