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是舉世同慶的國際人權日，也是美麗島事件二十週年。這天李登輝總統將為綠島人權碑（原名「垂淚碑」）揭幕。這是一個同時有回顧和前瞻意義的時刻，尤其當我們記起這千禧年的末端，又正是國內政治生態（不論是誰當選了總統）勢必重組的關頭。
一個值得一問的問題是：為什麼我們聽到的各位總統候選人所應許的「禮物」清單上，人權政策似乎不在其中？是不是我們的人權狀況已經好到人民不覺得有所需求，政治市場上人權也因此沒有行情？這是一個極為弔詭的問題，答案也不是三言兩語所可道盡。
台灣的人權在過去十年有不可否認的進展。政治犯已絕跡，言論出版的自由和集會結社以及投票參選的權利，已經有相當的基礎；甚至在社會權利（健保）也走出了第一步。這些人身、公民、政治，甚至社會權利，遠遠不足以涵蓋人權的全部，例如公民權利中的法律人權，在台灣就大有改善的餘地，而看似已經安全獲得的權利，也不是完全鞏固（例如監聽之於言論自由）；但無論如何，人權有所進展是不容置疑的，也是彌足珍惜的。
但是，我們這些和各種（公民、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人權的問題有第一線接觸經驗的人，卻經常有這樣的感覺：諸人權要在台灣更有較大幅度的進展，難度很高。主要的原因是：我們事實上缺乏推展人權的基本條件。這個判斷有什麼根據？
當幾乎天天在電視螢光幕上，警檢允許記者把麥克風塞進嫌犯的嘴巴而問說「你後不後悔？」我們看到的是什麼？是侵犯人權的人不知道自己在侵犯人權，而被侵犯的人不知道自己的人權受到侵犯。這種低落的人權意識，不是學校沒有教好，而是根本沒教，也沒有教師和教材。推而上之，那麼多大專學院沒有幾門人權課程，包括培養司法等公務人員的法律等系所在內；人權教育幾乎完全依賴注重人權的部分憲法教授。再推而上之，國家沒有負責人權的官員，更遑論人權政策和負責人權事務的機構。
這是和國際潮流違背的現象。不少先進國家早就設有監察史制度（類似我國的監察院），以糾正政府官員或機構的不公或違法，並補司法體系之不足。戰後人權意識成為人類普通的起碼道德共識之後，很多國家更設立或另設「國家人權委員會」，以全面負責人權事務。尤其是一九九三年聯合國通過「巴黎原則」以為設立準則而開始倡導後，即使在「亞洲價值」說盛極一時的亞洲地區，也已經有澳洲、印度、紐西蘭、印尼、斯里蘭卡等國設立，日本和南韓也在籌畫設立中。泰國甚至將國家人權委員會和國會監察史同時入憲。
設立國家人權委員會的必要，可以從其職權中看出來：
（一）調查可能侵犯人權的案例，並進行仲裁調節（可以減輕司法系統的負擔），必要時並可協助受害者進行訴訟（以扶助受到歧視侵犯的弱勢團體）；
（二）根據憲法和國際人權標準，全面審查既有法案和立法草案，並提出修法、立法和修憲的建議。
（三）規劃國家的人權政策（包括國際人權政策）；
（四）規劃並推廣教育機構內外之人權教育與研究，包括與人權特別有關的司法、警察、獄政與其他公務人員的養成教育與在職訓練，
（五）每年向國會提出年度國家人權報告，以及不定期的專題人權報告（以提高國家對人權問題的敏感度，並提供公民督促批判的焦點）。
以上不都是國家應盡而至今未盡的責任？不也都是台灣進一步拓展人權所應有未有的起碼條件？這新舊世紀交替之際，不就是政府民間共同思考創造這些起碼條件的時候？
獨立性是國家人權委員會有效運作的要件。台灣如果設立，可以由總統和立法院各派任一半專員，並在設立的立法中明訂其權限、預算、委員構成的多元化（包括專業和非政府組織）、任期等等保障。以聯合國的「巴黎原則」為指引，並參考已設各國立法，通過廣泛的公共討論和規劃籌備，我們相信台灣應有，也可以有一個有效運作的國家人權委員會。
一九七一年台灣離開了聯合國以後，也同時脫離了國際人權體系。視人權為禁忌的歷史過去和長時間國際孤立所造成的效果，絕非民主化之初所「解凍」的某些人權所可完全補救。我們期待各位總統候選人的「禮物」名單上，會出現國家人權委員會的名字；而且在新世紀即將開始的明年國際人權日，人民會收到這項禮物。
王如玄（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長）
史 英（人本教育基金會執行董事）
古嘉諄（台北律師公會理事長）
邱晃泉（律師，台灣國際法學會會長）
范光群（前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柏 楊（人權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紀惠容（勵馨福利事業基金會執行長）
柴松林（中國人權協會理事長）
曹愛蘭（社會福利聯盟執行長）
黃文雄（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
黃武雄（社區大學倡導人，前台大教授）
黃 默（東吳大學政治系主任，Human Rights in China理事）
許志雄（台灣法學會會長）
高成炎（社會立法行動聯盟理事長）
高瑞錚（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董事長）
賀德芬（媒體觀察基金會理事長）
楊思勤（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劉 渤（台灣勞工陣線理事長）
薛欽峰（台北律師公會人權委員會主委）
蘇友辰（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人權委員會主委）
瞿海源（澄社社長，中研院社會所籌備處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