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吳豪人
受害人而同時又是加害人，被侮辱與被損害者而同時自覺或不自覺地致力於侮辱及損害它人－－看似弔詭的命題，其實正是所有人權擁護運動最真實的盲點與阿基里斯腱。人類歷史上，類似的弔詭不斷重演，阻卻了人權的落實。人權就如康德所謂的道德自由一般，「非天賦，乃給予﹔非權利，乃爭取」，人權或者有起點，卻不可能有終點。中心∕邊陲的圖式，並不在於鼓勵邊陲打敗中心而另成一個新中心，並將舊中心打入邊陲。邊陲本身並無法求得倫理的優越性。被壓迫、被欺詐、被殖民等受害者經驗與記憶本身，並無任何倫理上的價值。只有當這些特定的民族苦難記憶，轉化為強烈保護其他民族不受相同苦難欺凌的動機與實踐之際，才真正出現倫理上的價值。上述的弔詭才得以避免，中心／邊陲的循環論證，才得以終止。
自從前世紀末，臺灣經歷了一連串的政治民主改革之後，臺灣人權長足進步之說，甚囂塵上。判別台灣人權進步是真是假，最簡單有力的試金石，就是睜開眼睛看看台灣原住民的人權狀況如何。本年度人權報告以台灣原住民為專題，正是要透過原住民人權歷史的研究，提醒逐漸成形的的漢族臺灣人中心：在自家人權受害史逐漸獲得清算平反之際，卻在心態上、歷史記憶與認識上，對於原住民人權的持續被損害，表現的幾近無知；在自家人權狀況逐漸獲得改善之際，卻仍然堂堂持續扮演著加害人角色的弔詭。這種無法致力於保護其他民族不受相同苦難欺凌的心態，乃是一個警訊，意味著漢族臺灣人中心，有朝一日，必將再一次失去自家的人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