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編的話 | 流亡、難民、無國籍？
文／邱伊翎 台灣人權促進會秘書長
一個故事。
「我是在鄧麗君死的那一年來的。」
1995年，歌星鄧麗君過世。藏人朋措來到台灣。他在1989年12月25日離開四川甘孜白玉縣抵達西藏的阿里地區（喜瑪拉雅山腳下）。朋措在那裡待了七天，因為靠近邊境，所以管制森嚴，睡在山洞裡遇到大約50-60個西藏人，跟他一樣都是要離開西藏去印度的，結果就遇到武警過來問話，朋措感覺武警差點就要開槍打他們了，還好武警隊長也是四川人，朋措跟隊長用四川話聊天，之後隊長便要朋措擔保會將他們所有人帶回四川，武警才離開。
接著，他們開始出發，每天都趁武警休息後的夜晚才開始走山路峭壁，走了八天才走到尼泊爾，到難民中心登記身份。
之後，從尼泊爾往印度的路上，需要經過十幾個關卡，每個關卡都會有印度警察勒索，沒錢可能就會被胡亂毆打一頓。朋措說，一路上天氣又熱，只能吃綠豆湯拌飯，很不習慣。
到了印度達蘭撒拉，見到了達賴喇嘛，朋措說：「感覺不是真的，竟然可以這樣面對面見到尊者，尊者親切的跟我們握手說大家辛苦了。見到面的那一刻，大家都忍不住哭了。」
在達蘭撒拉的藏人學校待了一陣子後，朋措又回到了尼泊爾。遇到一個藏人政治犯，過去在文革時期，因為丟石頭丟到「毛語錄」，結果為此去坐了七年牢。透過這個朋友，朋措買到了護照、觀光簽證，來到台灣。
在台灣，他作過工地、布廠、染整各種工作，他說在某個工廠工作時，裡面都是沒有證件的藏人，警察一來大家就往外跑。這樣東躲西藏的日子過了五、六年，最後因為2001年達賴喇嘛來台，當時的總統陳水扁特赦了一百多位滯台藏人，他才取得居留權，後來並申請「歸化」，取得身份證。
問他當初為什麼想要離開西藏？他說：「為了想見達賴喇嘛一面。」就這樣，也沒告訴家人一聲，就離開了。「家裡都以為我死了，七七四十九天的時候，才有人通知我家人說，有看到我在印度出現。」
他說，我們第一批的藏人比較幸運，沒有人被蒙藏委員會駁回藏人身份的認定。但是第二批的藏人多了很多審查程序。問他對於蒙藏委員會的審查方式，有何想法？他說，其實不同地區的藏語，都很不一樣。康巴地區的藏語跟蒙藏委員會裡面的藏人使用的藏語（印度那邊的藏語），就完全不一樣，安多地區的藏語跟康巴地區的藏語，差異更大。蒙藏委員會是否真的具有能力，審查「誰是真正的西藏人」，其實也是個問號。
一個邀請。
作為一個在國際上也常常面臨「不被承認」的窘境，我們很難理解西藏人所遇到的問題嗎？
由於西藏人並非印度或尼泊爾公民，自然不會有該國的護照，但是由於拿著印度或尼泊爾的「旅行文件」又經常遇到某些政府的刁難，導致「買護照」變成一件「習以為常」的事情。
如果，今天我國的外交部對於持「非護照」的難民「旅行文件」可以多一點友善的態度，會製造出這麼多「待解決」的問題嗎？
5/20新政府上台，立法院內政委員會也安排了「難民法」的審查，不論未來審查程序將如何進行，這些流亡者都是「活生生」存在的一個人。只要是人，就會需要所有「活著」所需要的相關基本權利，包括自由移動遷徙、健康權、工作權等等。
不論未來新政府究竟要以「無國籍人」或「難民」或者「？」來處理這些滯台藏人的問題，請試著先讀一讀這一期的專刊，讓我們嘗試去理解這些人是為何來到台灣？為何滯留而無法出境？
很多問題不見得一定都會有答案，也不一定立刻都可以找到解決之道。但「嘗試理解他們」，是可以做的第一步。不要還沒有理解，就要直接就把他們都「當作是騙子」，就要直接開始想「台灣很小，我們無法收這麼多難民」，所以一切只能「個案處理」，只能「到此為止」。過去政府一直是用這樣的方式在處理難民、尋求庇護者及流亡藏人的問題，是該想想如何建立「制度性的處理機制」的時候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