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英雄、無須教條，人人皆可起而為之：
紀錄片「台灣政治犯救援會―人權無國界」放映座談側記
本文紀錄2022年1月8日於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舉行之「台灣政治犯救援會―人權無國界」放映座談，本次放映影片「台灣政治犯救援會―人權無國界」(台湾の政治犯を救う会―人権は国境を超えて―)，為NPO法人日本台灣教育支援學者連線(NPO法人日本台湾教育支援研究者ネットワーク，簡稱SNET)與國家人權博物館、駐日本代表處臺灣文化中心於合作拍攝之訪談紀錄片，映後邀請到製作影片的SNET成員一橋大學洪郁如老師及輔仁大學吳豪人老師與談。
開場洪郁如老師先提及紀錄片的製作經緯：2021年人博館在東京的展覽《生活中的人權》(私たちのくらしと人権)，本來希望在展覽中邀請前輩以表達感謝之意，因為疫情導致計畫幾次改變，最後透過實體或電話訪談在緊湊時程中拍攝成紀錄片，片中的主角「台灣政治犯救援會」1977年成立於日本東京，救援會直到所有台灣政治犯都被釋放，才在1994年解散，片中訪問到的可兒裕二、桐越大道、黃崇子、手塚登士雄、三宅清子、渡田正弘等人，當時不過都是普通的日本上班族、家庭主婦、知識份子等，同情遭受打壓的台灣政治犯。三宅女士曾經將政治犯的名單送出台灣，1976年三宅女士回到日本，為了延續救援，因此成立救援會。希望藉此跟國民黨政府施壓，也喚起日本社會的注意。引用三宅女士的回顧，當年參加救援會的成員其動機大略可分成以下幾種：
1. 有過殖民地經驗，居住過台灣，抱持著歉疚的贖罪意識；
2. 左翼人士，反對蔣家政策，認為台灣應該得到中國解放；
3. 台灣獨立運動的一環，救援被蔣家政權的政治犯；
4. 教會人士，特別是跟長老教會有交情，基於基督教的正義與人道精神；
5. 純粹從人道主義的立場，反對迫害人權。紀錄片中訪問到的前輩較多是這個類型。
人權展覽最初其實本就帶著希望感謝當年的支援、向日本前輩致意的目的，社會的意義則是希望讓日本人了解這牽涉台灣政治犯歷史的救援史，雖然日本人可能不熟悉台灣歷史或台灣政治犯，但還是可以人權作為核心概念牽起當年救援會活動和人權議題，連結過去與現在、地理上的台灣日本與世界，建立多面向的台日人權議題的連結。
後來展覽受到社會好評跟各大媒體的矚目，可以說是非常成功，特別轟動的是日本朝日新聞在10月18日用頭版報導展覽的消息，延續這樣的好評，接下來也預計前往北海道大學展出。
郁如老師從研究者立場分享影片的意義，由於近年來關心台灣人權運動史的台灣、日本學者，也開始注意到70年代海外救援活動，但日本的史料整理還是處於空白狀態，1994年救援會解散後，史料散佚民間，得仰賴二手資料，錯誤比較多，在日本，救援會歷史鮮為人知，研究者之間也只是聽過而已，這項龐大的史料整理對研究者來說，是需要趕快開始的工作。這部影片是嘗試性的第一步，日本有研究者已經進行下一步基礎研究。這段歷史不僅是連結台日兩地的人權史、戰後70-90年代日本政治史的缺塊，也可以看出20世紀後半台日中東亞之間的連結。
吳豪人老師接力從日本近代史開始上天下海走一遍，60年代的日本左翼運動狂飆時，當男人和警察對抗，女性就在屋裡包飯糰送去前線給他們的同志、愛人，領導人多半是充滿悲壯英雄色彩的男性，許多女性在運動中被壓抑。到70年代左翼運動消散，許多意志消沉的人們回到社會卻只能在例如補習班工作，或是運動中比較會保護自己的人回到學校，但真正入世的人則走進人權運動，試圖跳脫左右，尋找共通的人權共識。
和三宅女士是忘年之交的豪人老師分享，三宅女士認為自己做的事情很小，是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會義憤而該做的事情，也因此拒絕所有授獎提名，例如總統文化獎。這些人都是很平凡的人，然而這點微小幫助當時對台灣人來說卻是攸關生死，被他們救援的人在台灣後半生受到相當的尊敬，有了權力，也因為這些不凡的行動，有的媒體甚至穿鑿附會寫三宅女士是皇室的人。這些國際派的日本人基本上是無政府主義，反對國家壓迫，主張人權與尊嚴。從影片中使用的照片豪人老師也回想2007年陳文成基金會主辦的交流會，由林世煜帶隊，感謝幫助過台灣的日本人，當時導演陳育青也同行，但三宅女士仍一直強調這些「不是那麼重要」、不希望拍攝。
90年代前後，獨派或是本土派的台灣，是跟日本右派接上軌，統派則是跟日本左派結合在一起。90年代之前，教育界、文化界是左派的人在掌握的，但是戰後的左翼因為討厭蔣介石導致討厭台灣人，台灣跟日本人的關係可說是被綁架了，從豪人老師在日本念博士時面試日本扶輪社獎學金，和主審爭辯台灣人身分和中日台關係的往事，可以窺見這種思想影響下日本人對台灣人的誤解。
紀錄片最後，前輩們大多有提到台灣目前人權運動相較日本發展蓬勃，許多年輕人參與，在日本70年代的人權運動卻缺少後繼者，豪人老師分析老一輩的台灣人權運動者，許多人最後投身政治，因此90年代後半，人權運動開始脫離黨派，而這是日本70年代就在做的事情。台灣以前因為左右派聯手抵抗國民黨，決定選邊站習慣了，因此對民進黨難免手軟，現在年輕人就不會這樣。日本70年代開始持續到現在，近來最大的一波運動是反核和反安保法案，但五、六萬人也是曇花一現，加上日本社會的監控政策方向越走越嚴苛，很像戰前的治安維持法，讓國家越來越不透明，人民越來越透明。比較起來台灣好像還是有進步，至少還可以發聲反對，但這種監控恐怕是世界性的發展，會演變成是世界性的監控組織。
「台灣政治犯救援會」以結社規模大小、行動來看，或許是個小的歷史事件，但救援會的行動內容卻是在任何時代都可以複製的，不用教條，態度是「這就是我們可以做的事」，非常謙虛、不想要被當作英雄，也因此甚至在研究者做口述歷史時難度也很高，缺少史料，所以常常被曲解。但豪人老師最佩服的就是這種淡淡的態度。
救援會成員沒有私心，但受人恩情的台灣人不能忘記這些事情，對台灣來說，除了化解日本左右翼挾持台灣論述的意圖，如今已經有能力時，應當對其他國家受壓迫人民伸出援手—不論是庇護制度、或對人權價值的實質支持。而對台灣的人權工作者來說，用這樣的態度繼續做人權工作，才是如果我們要榮耀像三宅女士這樣的人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