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台權會實習生 何彥儀
本勞 VS. 外勞 勞動權利及團結的可能
今天的小蜜蜂培訓講座，邀請到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的資深研究員陳秀蓮來講有關勞權與移工權利的主題。
剛開場，秀蓮就坦言，她其實沒有很喜歡以人權的角度談論這個議題，因為人權涵蓋的範圍太大了，有許多細節沒辦法拿出來好好講。此外，講到移工的勞動權利，大家想要了解的、比較常討論的，是偏向移工的「移人」身份，少有聚焦在移工的「工人」身份上，常缺少對勞工與階級的討論。
Covid-19與來台移工
當台灣出現移工確診，並被發現是「逃跑移工」後，輿論四起，有民眾希望政府開始抓逃跑移工，以免他們成為防疫破口，但衛福部部長陳時中以防疫優先為由，拒絕了「抓」逃跑移工的說法。許多人因此對陳時中部長讚聲連連，而秀蓮卻笑著說，她當時想到的是，如果真的把所有的逃跑移工抓走，台灣的照護與醫療體系可能就垮了，陳時中部長當然知道這件事！部長除了以防疫優先為思考外，一定也有想到後面這件事。
去年台鐵曾以受到Covid-19影響，為了避免群聚感染為由宣布停辦開齋節，還出現了「禁止席地而坐」的說法。有民眾藉此認為台北車站的黑白格廣場應該封閉，不要讓移工聚集在那裡，因為可能造成群聚感染。也有民眾藉此認為移工在黑白格群聚是佔公共空間。秀蓮反問，那在黑白格放聖誕樹、放Toyato就不佔公共空間？我也很好奇，難道台北市跨年晚會有兩萬多人參加，卻沒有群聚的危險，但同樣戴著口罩聚在一起的移工們就有？
秀蓮玩味的說，因為疫情，所以移工來台也必須在防疫旅館隔離14天。在Covid-19的防疫隔離政策之下，移工彷彿獲得「一視同仁」的待遇，終於能有屬於自己的一個房間、一張床和一間廁所可以休息。與「正常」生活成對比的是，以往移工入境台灣都要到「健康管理公司」辦理體檢文件。不同的是，那裡的環境很差，一進去就叫移工們把名字寫在行李箱上，然後把所有人的行李箱都丟進一個房間，沒寫名字、找不回來行李箱沒人會理你/妳。休息的空間只有冰涼涼的地板，只能與一旁陌生的人席地而躺。在隔離的14天裡，移工終於能有「像人的」待遇。
許多人會問，移工的權利與他/她有什麼關係。很簡單呀，秀蓮說，那就看看我們桌上的海鮮、家裡生病卻需要人照顧的親人、媽媽開車載你經過的高速公路……背後都是一個個活生生的移工在付出。這些陌生的面孔，竟然撐起台灣的長照、基礎工業、製造業、漁業，這些台灣政府沒能完善的體制缺口，這些沒有人想做的3D產業（危險dangerous、骯髒dirty、辛苦difficult），都是移工在做。
台灣引進移工的背景
為什麼要引進移工呢？台灣又是在什麼背景下引進移工？
秀蓮說，引進移工與當時的經濟發展息息相關。1960至80年代的台灣，以加工出口為產業政策導向，政府為此設立加工出口區來增加外貿收入。儘管這段國際邊陲的加工產業時期，造就了台灣經濟起飛的盛況，但勞工的處境多屬於長工時、低薪資、非技術性（在主流社會相對沒有技術性的 ）的密集勞力活動。由於台灣仍處於戒嚴時期，即使有工會也是「黃色工會」（親資方的工會、假工會），沒有真正的管道讓勞工們提出訴求、改變。秀蓮舉例，像是在電視劇《奇蹟的女兒》就以加工出口時期的紡織場為背景，實際上，紡織工的工作不單單是坐著織布，還可能要搬20-30公斤的棉花或換線，一做就是一整天。
1990年前後的台灣，處於經濟泡沫化的高峰期，工資開始上漲，人力成本隨之提高，許多台灣的工廠開始在談論要不要西進至中國投資，最後大多南進至東南亞國家設廠。台灣的夕陽產業（如製造業、紡織業）大量關閉，掀起一波失業潮。大量關廠造成的勞工問題是中高齡失業、失去穩定的勞動環境。若是遇上惡性關廠，連退休金、資遣費都拿不到。
秀蓮舉例，像1988年的新光紡織士林場關廠，失業的工人（有三分之二為女工）多半已經在那裡工作了20-30年，從青春到中年的歲月都奉獻給這個工作。他/她們除了失業的難過外，更多的是與這間公司、這個工作的深厚情感造成的感傷與不捨。秀蓮還補充，其實許多工人得知要關廠後，看到老闆的第一個想法不是你讓我失業，而是捨不得，跟我們現在對失業的感覺很不一樣。新光紡織士林場的土地比工廠更值錢，因此即使工人抗議，最後資方還是把土地賣掉了。
本勞 vs. 外勞 ？
能離開台灣前往東南亞設廠的工廠都離開了，離不開台灣的大多為中小企業或夕陽產業的工廠。於是，在政府沒有想到更好的配套措施之下，為了要扶植起留在台灣的中小企業和夕陽產業，在1989年，政府開始開放特定行業能引進移工，因為移工薪資較本地勞工便宜，大量僱用外籍移工則能為這些資本較少的中小型企業剩下許多成本。隨著可以引進移工的產業類別擴及更多行業，開放引進移工的大門已經關不上了。至今，除了大家熟悉的製造業、照護業、漁業、基礎工業外，近期甚至開放了乳牛飼養業和外展農務。
台灣真的缺工嗎？不，台灣缺的是「廉價勞工」
在本地勞工的失業潮之下，政府引進低薪的移工來台工作，使本地勞工認為是移工們搶了他們的工作。秀蓮提醒，我們應該進一步去問的，是這種「本勞vs.外勞」的衝突與對立真的存在嗎？當初政府為了讓工廠留在台灣，而祭出了可以引進「廉價勞工」的特殊通道，卻沒有完善造成台灣需要引入移工的體制結構性問題。像是台灣即將邁入超高齡化社會，台灣政府的長照與育兒體制的改善完全跟不人口老化的速度，卻推著看護移工上前線，沒有休假、沒有個人空間、甚至還會被扣留護照和扣薪水。
在台移工的處境
如果可以給你/妳決定，你/妳要選擇「全面禁止引進移工」還是「本地與移工同工同酬」？秀蓮先拋出了這個問題和選擇給我們，希望我們能想一想，接著繼續講移工在台的處境。
秀蓮列出幾個移工常碰到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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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欠工資、強迫儲蓄或不給加班（雖然合法，但工人可能一個月少一萬薪水，對生計影響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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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時工作（到目前普遍都有1.2.這兩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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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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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災遣返（根據勞動部統計，近三年在台移工請領職災、死亡、失能的數字，是台灣人的兩到三倍，顯示幾乎每天都有移工在台灣變成殘疾，）
來台灣工作的移工大多是來自印尼、越南、菲律賓、泰國。其中，社福移工的人數又以印尼251,856人為最大宗，產業移工則是以越南206,500人為最大宗。根據截至109年底的統計，在台移工總人數將近有71萬人，是在台數量龐大的一個群體。其實坦白地說，他/她們就是沒有選票的人，因此，即使他/她們吶喊著，台灣政府卻似沒聽見。
我們說著「移工、移工」，事實上我們口中的「移工」指的是「藍領」的移工，而非坐在辦公室或在高科技產業上班的「白領」移工。藍領移工在台灣遭受的多重歧視，從行業別（藍領）、國籍、工作期限限制、私營仲介制度、不得自由轉換雇主、家務工沒有法令保障，都可以看出移工在台灣事實上仍被用著「他者化」的方式對待。
想來台賺取價差的移工們，得到的薪水比他/她們付出的少多了。以家務工為例，根據2019研考會統計（聽說是不公開的，這可以寫嗎？） ，家務工平均工作17小時，半數以上沒休假，她/他們的薪水被東扣西扣，第一年來台工作，每個月收入可能不到5000元台幣。此外，許多移工來台工作，其勞工身份的權利卻沒有受到適當的保障。像是2019年10月1日的南方澳斷橋事件來看，6名外籍漁工死亡，引起社會對外籍漁工勞健保的關注，才發現台灣有記錄的12264外籍漁工，只有293有岸上住所；而這12264人中，7902人沒有勞健保記錄。
同樣，我們總是說的「逃跑工人」，事實上指的只有「逃跑的藍領工人」。沒有人看過警察會特意去追捕居留證過期的白領工人。2017年，阮國非案引起了社會大眾的注目，新任職的警察在12秒內對著手無寸鐵的阮國非背連開9槍，而警稱已經使用過辣椒水和警棍皆無法制服阮國非，才會選擇開槍。但即使連一般的台灣民眾都不免想問，這樣是否執法過當？是否符合比例原則？又或者能再延伸出對警察執法工具是否不足的問題。阮國非案使我們必須正視台灣社會對「逃跑移工」的迷思與對移工的偏見，並瞭解到這種迷思和偏見是會殺人的。
再思考移工
最後回到秀蓮一開始的問題：如果給你/妳選，你/妳要選擇「全面禁止引進移工」還是「本地與移工同工同酬」？事實上「移工便宜了，台灣的勞工也便宜了」，秀蓮認為只有同樣身為勞工的我們，有意識地團結起來，才能有力量去談判、調漲薪資的問題，但「同工同酬」激起本地勞工的相對剝奪感，也是階級之所以難以團結的原因之一。
秀蓮認為，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來台灣的這些移工卻是「被全球化的人」。她/他們因為家境貧困或在原生國家的工作不足以養活家人，被迫到國外尋求可以養活家人的工作。儘管很多移工身處的環境不佳、甚至惡劣，但秀蓮不喜歡從她/他們多可憐來談論移工，而是從移工的面向看見使其落入這種處境的結構性身份是什麼？思考若身為社會邊緣者如何生活？這個社會的親近與排斥的是什麼？社會結構有什麼張力與選擇？來到台灣的藍領移工，受到的歧視與不平等就包含階級、種族、性別的面向，秀蓮認為這都是我們能多做思考、討論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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