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台權會南辦志工 李維琳、台權會南辦實習生 陳苡禎
編輯＼台權會秘書處
講者 李明哲（文山社區大學 課程經理人）
為什麼會有一個這麼關注中國人權的台灣人？
在講座一開始，李明哲說明自身案件爆發之始，迎面而來的許多質疑—為什麼會有一個台灣人這麼關注中國人權？對此他認為，對於中國這個離我們這麼近，且抱有敵意的國家，無論你是喜歡或是討厭，都應該要了解它。
自小喜歡歷史的李明哲，於大學時期開始關注中國事務。馬英九執政時期，有很多從中國逃亡到美國的政治犯家屬來台，希望台灣政府能立法禁止在中國破壞人權的官員來台訪問。李明哲表示，對這些政治犯家屬首要不解的是：為什麼中國當局不讓他們探視親人？ 就如明哲曾閱讀的歷史書，描述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內容，如今卻活生生地出現在眼前，促使他萌生想關注中國人權的念頭。
李明哲認為中國民主發展一定要由中國人推動，身為一個外國人只能做後援角色，因此他與一些中國朋友建立了用於幫助中國政治犯家屬的基金，不僅提供生活上支援，也用於破除中國對政治犯惡意的抹黑跟攻擊。正是因為這些行動，以及於網路上發表批評中國政府的言論，被中國當局判決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
中國的公民社會發展與紅線
李明哲指出，中國公民社會發展中，最為關鍵的是中國現代化後一場很重大的國家災難—汶川大地震。這場地震顯示了中國國家機器的老舊以及對於災情無法應變之事實；在後續救援中，國家的無能，對比公民社會與 NGO 的聚集自救，使中國人民發現能夠靠自己的力量做得比政府好。因此，在事後的推論中，普遍認為 2008 年是中國的公民社會元年；而2009年微博的興起，因當時無法事先審查言論，更是顯示了中國無法對人民言論做到完全控制。
2013 年習近平上任後，以抹黑、傷害名譽等方式將微博上的意見領袖用嫖妓、欠債等莫須有之罪名加以逮捕，藉此打壓微博上公民的發聲。2014 年，香港雨傘運動、台灣太陽花運動以及澳門反離保運動發生後，中共在事後檢討中將三場運動歸因為台灣NGO的煽動。中國當局於2015年訂立國家安全法，而後陸續於 2016、2017 年頒布慈善法、網路安全法與境外 NGO法，藉由這三個法律控制境外 NGO 在中國的設立條件、募款與網路言論。
對內中共當局也開始制裁中國 NGO，婦女運動、勞權組織乃至 709 維權律師大抓捕等。以四川立人圖書館為例，這個主要為輔導偏鄉留守兒童學業，在一般人看來並無任何有損當局的行為，卻仍然被中共當局禁止，凸顯中國政治紅線的荒誕性。中國政府與人民是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關係，而管理者卻不受法律約束。如同中國新華社常用的「不要妄議中央」要求中國人民不要討論政治，為的是掌控法律的解釋權。
人權做為普世價值，國際救援是台灣的傳統。
威權統治的歷史加上在國際逐漸孤立的處境，台灣自 1960 年起就有將政治犯議題送往國際的經驗。李明哲提到，當我們面對威權的打壓時，只能夠以人權作為訴求，希望連結世界上所有熱愛自由民主的人，共同對抗獨裁勢力。在李明哲救援行動中，第一次有台灣人的人權案件進入美國國會、歐洲議會的兩次決議，並獲得聯合國強迫失蹤小組的密切關注，而這些力量都表明國際不只聲援李明哲的人權，也是聲援台灣主權被中國打壓的事實。
國際救援的影響不僅是關押時長
李明哲表示，馬英九在任時期兩岸曾簽署司法互助協議，被中國逮捕的台灣人，中國政府必須第一時間通知其家屬，並讓家屬進行探視；但中國政府不但沒有遵守協議，反而派遣密使威脅他太太，只要聽從中國政府指示，不與台灣的 NGO 聯絡，也不得向媒體公開資訊，便會提早2、3 年釋放李明哲回台。然而，李明哲的太太意識到，若是答應中國政府的威脅，一方面意味著在出賣台灣的主權；另一方面會如同過往打擊微博上意見領袖一般，背負著如嫖娼、間諜等不名譽的罪名返台，雖然離開了小監獄，卻等同於陷入另一個大監獄。對於李凈瑜拒絕密使條件這點，李明哲認為身為一個弱勢者對抗強權者最好的方式就是羞辱它，因此他從來不認為太太做了錯誤的選擇。
自習近平上台後，以顛覆國家的罪名逮捕諸多倡導人民爭取權利的 NGO 工作者，而國際救援的影響首先由此產生。在這些政治犯的審判中，因為國際救援的介入，李明哲的案件是唯一公開的審判。雖然只在網路上部分公開，但也導致中國政府無法加以栽贓，因此他的刑期並沒有那麼長，真實身分也得以被確定。
再者，指定地點限制住居作為秘密關押手段，關押刑期最高2個月，李明哲說明當初中國當局將指定地點限制住居列入刑事訴訟法是為保障人權，後來反倒成為國安人員專門對待外國人、政治犯的非正式關押手段，因而導致當事人無法享有家人探視、聘請律師的權利。被關在裡面無法分辨時間，對外窗被黑布蓋住、沒有人可以對話，經常產生幻覺。明哲表示，自己最後 4年 10 個月的刑期基本上就是在恢復與療傷前兩個月的過程。
因為國際救援的介入，凈瑜才得以進行探視，一方面對內傳達希望給明哲，另方面對外講述中國監獄的黑幕，如何侵犯人權、違背國家自身制訂的法律。
最後李明哲說到，在他被關押的過程中，網路上有很多人批評李凈瑜的救援行動太高調、應該接受密使的條件，這意味著還有部分台灣人認為面對威權，我們應該妥協；儘管台灣的民主化已推動多年，但轉型正義還不夠，威權遺毒仍然留在台灣人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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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 邱伊翎（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 秘書長）
不僅僅是兩岸的問題，是國際的，是世界的。
李明哲並非遭到中國政府任意逮捕、關押的第一人，也絕非唯一，除了李明哲外，鍾鼎邦也在馬英九執政時期因探視家人而遭中國政府逮捕，而李孟居至今無法出境中國（註：李孟居後於2023 年 9 月回台。）中國通過的境外 NGO 法、網路安全法，也顯現了中國的權力漸漸蔓延到全世界，不只限制中國的言論自由，也影響許多東南亞國家，或是旅居國外的台灣人。只要批評中國政府都會遭到關押、判刑，如國外學者 Peter Dahlin 因發表引渡報告也被消失了一段時間、澳洲學者馮崇義也因 2017 年訪中了解 709 維權律師大抓捕事件而被阻止出境，過去也有台人在西班牙、捷克遭到祕密警察逮捕而被強制送交中國受審。限制言論自由，任意地逮捕、關押、強迫拍攝認罪影片都嚴重違反國際對人權的保障內涵，經過長年的努力，歐洲人權法院也肯定將境外人民以莫須有的罪名送往中國受審是違反人權的行徑。
兩岸關係在國際中產生的鴻溝。
因兩岸關係敏感，過去國際人權組織大多不願意表態或是給予協助，深怕觸碰到兩岸之間的衝突或是統獨議題，然而卻有許多國際組織參與聲援李明哲，正視台灣公民的人權議題。李明哲2017 年 3 月即遭逮捕，5 月正式被起訴，但直到 11 月遭判刑之前，台灣團體完全無法得知明哲的任何消息與行蹤。妻子李凈瑜曾於 4 月嘗試親身進入中國探視，在機場時卻發現自己的台胞證莫名遭到註銷，而在後續每次探視申請時，都需要經由中國的特別准許。過去國際組織大多採取定期與中國進行人權對話的方式，希望能循序漸進地改變中國在人權上的態度，但效果不彰，目前西藏、維吾爾等地仍然遭受嚴重的人權侵害問題。過去台灣向聯合國提出的樂生院、邱和順案也因台灣被當作中國的一部分，而將資料送往北京政府而無疾而終。但此次李明哲事件，歐盟議會發表了針對劉曉波與李明哲個案報告的決議文，而中國身為聯合國會員國，強迫消失、逮捕等行為不只違反人權，也打壓了台灣主權。
台灣身為民主國家的價值？
身在台灣，邱伊翎經常為自己擁有言論自由、能公開闡述意見與想法而感到自豪。但隨著李明哲入獄服刑，事件關注度降低，試圖在台北捷運刊登李明哲事件廣告的行動卻遭到審查阻擋，被告知廣告中不能出現中國與李明哲。言論自由價值民主國家應保障的核心人權之一，卻連張貼廣告上都遭遇審查機制限制與中國相關的言論、掩蓋真相。而台灣在救援遭到中國政府逮捕關押的台人時，也缺乏明確的救濟管道。因為國際處境的緣故，難以設立辦事處，使得救濟困難，被關押的人數也難以統計。
即使不一定能阻止雪崩，也不要做一片置身事外的雪花。
外界常常認為社會運動或是議題倡議是螳臂當車的，很多情況雖然在短時間內無法看到成效，但持續的行動與發聲是能在長時段的累積下帶來影響與改變，如同釀酒一般需經過時間的發酵，才可能產生不一樣的轉變。過去有許多聲音譴責李凈瑜處理李明哲案過於高調，或認為應該接受中國政府的條件，然而身在外面世界的我們，任何的意見、聲音、信件、聲援，其實都能改變李明哲在獄中的處境。若是能讓中國政府持續感受到外界的關注壓力，許多議題就無法在檯面下按照他們的政治遊戲規則處理，網路轉發或是點讚都具有力量，我們都能成為照亮暗處的那道光，迎來最後的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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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時間
Q1、在這之前有沒有想過自己會被中國政府逮捕，而中國政府是透過什麼方式使你認罪，未來還有可能會再次入境中國嗎，考量是什麼？
A1、李明哲：我們做事情是低調的，我在中國也認識許多從事社會運動的人，但我們大多保持隱密性。其實當初去中國的時，我並未跟這些人見面，我們連帳冊都看不到，帳冊是交給專門處理捐款的人保管，為了防弊，他們不能參與會議討論。我這件事發生以後，當然不能再從事這樣的事情，但會另外找不同的、更安全的方式關注中國人權。我本身當時被釋放出境時，被告知兩三年不能再入境中國，而我也大概不會再去了。過去我在中國的朋友被逮捕時我有幫忙，因此被中國政府在問訊時發現，但我認為我去中國並未進行實際行動，大多是在網路聊天群協助而已，因此並未想過自己會被逮捕。認罪方面，人都有軟弱的時候，在異鄉被逮捕、精神虐待，實在難以堅持不認罪。但我僅承認顛覆國家政權，堅決承認自己是間諜，因為間諜就代表國家，但外面的救援動作改變了我很多處境，過去中國曾經用很多手段威脅我的家人，但也因為外界的關注使我的事情浮上檯面，不能夠以原有的方式私下處理。
Q2、想請問是只有政治犯在監獄中不能有書籍嗎？中國過去有不準時放人的情況嗎？能準時回來覺得國際救援是不是有幫助？
A2、李明哲：有，像李孟居，他跟我刑期一樣但他刑滿後因為附加刑到現在還不能回台，而我因為有國際救援，帶有外界壓力，因此對中共當局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其實你們寄的信、書，我都收不到，因為是政治犯所以會物品受到審查，審查機制如日本作家、批評蘇聯、批評中國的書籍都不能送，但即便是我太太送的書皆是中國出版，我也收不到。哲學類的書籍也不行，他們認為那會讓你思考，因此要限制你的思想，但也因此他反而無法審查出真的批評共產黨的書籍，如動物農莊，因為他們看不懂。而信即便收不到，但還是有用的，因為監獄警察會收到，他看到很多人關注就不會輕易對付你，任何微小的力量都給我很大的幫助。
Q3、哪一種情況會讓國際救援較窒礙難行、較大的挑戰？
A3、邱伊翎：有一定知名度的人較容易獲得迴響，一開始救援李明哲是較低調的事情，因此大家不了解他，也較少人表態。但後來起訴書當中，李明哲被用很少的證據就遭逮捕，從這裡讓大家看到人權侵害的部分，有了網路聲量後在各方面比較容易得到迴響。
Q4、想請問您認為白紙革命目前對中國能帶來的影響與看法？
A4、李明哲：這是六四事件後，第一次發生的民間抗議。原先在六四事件之後，政府與人民之間有一個默契，人民放棄政治主張與想法，政府保障人民溫飽。但這次疫情，因為封控使得人民工作受損、無法溫飽，因此才有了抗議行動。但我認為這次的事情還不能改變什麼， 因為中國政府很快地解除封控，也開始逮捕抗議民眾。不過這件事會在他們心中埋下因子，因為這個契約被打破了，人民發現不管政治也沒辦法好好生活，共產黨的神聖性被打破，而且解封後醫療系統又崩壞，我認為之後中國群眾運動會越來越可能發生。
Q5、我們應該如何面對中國壓迫，抱持什麼態度？這一路走來的過程，如何釋懷？
Q6、為何中國的政策都沒什麼秩序，但不找真正有能力的人當領導者？
A5&6、李明哲：我自己的心態是像我太太一樣，不把自己當受害者。世界上有很多比我更多苦難的人，且過去 99% 幫助我的人都是我不認識的人，他們支持我就是因為我支持人權，所以我更應該讓過去我在入獄中考察到的東西讓更多人知道，這是我應該做的事，也是我的責任。而中國過去是有一套制度，就是領導人只能連任兩次，且具有一定的升遷制度，但習近平打破了這套規矩，這在之後一定會發生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