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維琳（台灣人權促進會南部辦公室志工）
編輯／秘書處
社會住宅推動聯盟召集人、崔媽媽基金會執行長－呂秉怡：
呂秉怡首先以台灣現行的健保政策與住宅政策比較健康權與居住權。他指出現行健保給付制度，雖然還有改善餘地，但依舊能使人民最基礎的健康權獲得保障；反觀居住權卻相差甚遠。差異的癥結點在於房地產是雙面刃，雖是民生必需品，但也是投資囤積增值的商品。台灣土地商品化現象，主要是戰後受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影響，認為居住是個人課題而非國家責任；並主張市場萬能，政府應尊重市場自由發展、干預越少越好。
我們一般透過購屋、租屋或社會住宅取得住宅。在國外，三者所提供的住宅數量比重相對均衡；台灣面臨的問題，則是將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三者比例嚴重失衡：
1.購屋市場的比重過高，且普遍的高房價使民眾買不起，住宅淪為炒作工具；
2.租屋市場有黑市、房東逃漏稅、屋況差等問題，無法成為一個合理有尊嚴的選擇。
3.社會住宅的存量過少，幾乎租不到，對弱勢族群的居住權缺乏基礎保障。
比例失衡容易導致風險升高，若無法遏止高房價，租屋與社會住宅將無法負擔台灣人的居住需求。
想健全台灣的住宅政策，需從幾個面向著手。購屋市場上應以稅制改革、金融調控、資訊揭露等方式，來建立健全的市場機制；租屋市場則應去除黑市，以資訊透明的方式保障、加強房客房東的權利義務，以此健全市場經濟；同時多興建社會住宅，以弱勢優先，透過政府補貼結合社會福利，來建構居住安全網。
呂秉怡以台中興中街、高雄城中城大火等社會案件為例，針對弱勢租屋現況提出了兩大問題。一方面是獨居長者因健康、經濟等因素，易受租屋市場排擠，常會租不到房；另一方面，如城中城居民建立了關懷互助網絡，使得弱勢蝸居族寧選非合法建物，也不選擇使用社會住宅的資源。
要改善租屋蝸居問題，關鍵在於可負擔的租金以及具安全與品質的租所。但以台灣目前的社福政策、政府單位跨部門協作整合能力來看，呂秉怡認為要全數解決蝸居問題，是近幾不可能；即便要解決部分蝸居問題，也需要極強烈的政治決心。不過若從目前台灣政治現實以及行政資源和條件來看並不樂觀。
呂秉怡最後以「讓弱勢者能夠居住穩定，該家庭之社福處遇便成功一半」作結。他認為住宅政策最重要的是解決個人問題與需求，並非只是找一個遮風避雨的殼。當中更需要社福服務或支持系統的介入，才能達到更好的處遇效果。
人安基金會高雄平安站站長－林松柏：
在城中城當地，與居民長期互動的人安基金會高雄平安站站長林松柏，提到城中城大火46位罹難者中的23位，以及64位傷者中的30多位是他們的服務個案。他指出，市政府目前的對策是透過社會局讓受災戶找到租房處，並且每月租金補貼15,000元，為期兩年；但這也造成附近原本只有7,000至8,000元的房價翻漲，類似於過去的22K政策（指95-97學年度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的翻版。此外，高市府也承諾興建社會住宅，並於城中城原址新建紀念公園。
林松柏在長期的第一線互動觀察下，他認為城中城聚落形成的原因，除了都市租金過高之外，還有居民間彼此的照顧網絡。城中城對居民而言不是新聞媒體口中的鬼樓，而是天堂；因為租屋市場資訊不透明，有些出租住宅的條件甚至優於社會住宅：屋齡更短、坪數更大、租金卻更少。林松柏指出高房價、高齡化、低生育率的社會現象，都導致你我可能成為無法生存於租屋市場的其中一員。
針對弱勢群體居住正義，在城中城事件後，他建議政府應大量興建社會住宅、重新審視及定義社宅租金金額、增加住宅補貼等；現行社宅開放40%弱勢承租比例仍不足，立法院需再修法，以符合弱勢需求；而世代分配不公的問題，高漲的房價直接導致生育率下降，政府應實現孩子國家養的口號，社宅提供以戶為單位，無償協助養育12歲以下孩子的家庭。
台灣人權促進會副秘書長－余宜家：
余宜家指出在城中城事件發生後，政府後續啟動區段徵收，宣稱是符合居住正義的做法，但區段徵收是開發土地的手段，並非安置，更無法真正解決城中城原住戶所面臨的弱勢居住問題，及城中城事件反應的社會系統問題。
區段徵收制度，在學界、法律界被認為是具高度違憲可能的制度，侵害多項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區段徵收美其名是合作開發計畫，但本質是強制的。且區段徵收財務自償、自負盈虧的特性，違反公平負擔原則，這將公共建設的成本，從社會集體轉嫁給徵收區內的土地所有權人負擔。此外，區段徵收制度僅對原產權多者有利，導致小產權者喪失土地，是逆向的社會重分配制度，製造富者恆富貧者愈貧的社會負面影響。
因此，雖然高市府預計在城中城原址興建公園、於附近興建600戶社會住宅，並讓原住戶優先租住；但區段徵收作為開發手段，與安居、社福政策無涉，原來無產權的住戶，眼下的安居問題，及後續社會住宅租金偏高、缺乏鄰里連結、社宅維護等課題，更是真實的挑戰；踏實地面對和處理社會最需要住房者的住屋需求，讓住宅連結社會支持網絡及資源，才是務實扭轉弱勢住宅處境的作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