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人權

司法人權

台權會早年在台灣還沒有司改、冤案團體或法扶機構出現時，協助了不少軍中人權及冤案，最著名的就是蘇建和等三人案，蘇建和也在2003年第一次無罪宣判後，來到台權會工作多年，透過這些冤案，也促成了許多刑事訴訟法的修法，包括偵訊時時應全程錄音錄影、與證人的交抽詰問等。這些冤案的救援通常歷經十幾二十年，救援大隊也不斷舉辦相關活動，以維持社會關注度。而目前也已經有冤獄平反協會及司法改革基金會，專門關注司改議題及冤案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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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踏Hydis關廠工人訴訟權 判決淪為移民署橡皮圖章

Hydis工人作為此次訴訟之原告，一再向北高行表達親自到庭說明之決心，前後分別提出暫時狀態處分與暫停執行禁止入國的聲請，希望在訴訟期間能夠暫時解除國境管制，來臺行使作為原告本應享有之訴訟權。然而，北高行一再以原告「得以書狀為之」、「得委任代理人為訴訟行為」不斷跳針，將Hydis工人拒於國門之外，否定原告的「在場權」；法院將原告「受律師協助之權利」轉化為「強制律師代理」之義務，更是明目張膽地宣示，素人當事人不需要進到行政法院來，只要有合法專業的代理人及專業法官審判，聆聽法院公正的判決即可，這更是剝奪每個當事人親自悍衛自己生命、自由、財產權利的權能，將尋求法院的素人當作無理取鬧的「刁民」，只是受審的「客體」，罔顧人性尊嚴，視正當法律程序於無物，專業與權力的傲慢，一覽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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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醫保外」才能挽救更多監所受刑人的性命與健康

近日桃園地院104年國字第19號國家賠償案，承審的孫健智法官就以擲地有聲的判決文，依據具有國內法效力的兩公約及政府也應受到拘束的「受刑人處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狠狠地指正矯正署與台北監獄「罔顧人命，凌駕醫療專家之忠告，基於社會安全及再犯之風險」，多次駁回詹姓受刑人的保外就醫申請，導致僅是輕罪詹姓受刑人因而錯失關鍵的適當醫療，在很短的時間內病情惡化而死亡。地院判決矯正署與台北監獄敗訴，應賠償家屬相關的損害。但矯正機關只能拿人民稅收賠償了事嗎？說好的監所改革具體行動在哪裡？人人有不受歧視享受就醫的權利，這是衛生福利部的職責所在，但跳脫此國賠案範圍，衛福部在現行「保外就醫」的制度上，完全沒有責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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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言詞辯論庭在即 Hydis工人依然「被缺席」

來臺尋求勞資協商之Hydis關廠工人遭移民署粗暴遣返，強制驅逐出國後更遭移民署禁止入國三年，對此毫無正當性與合法性的黑名單手段，Hydis工人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以下簡稱北高行）提告，北高行將於6月16日展開言詞辯論庭（104年訴字第01861號）。然而，身為原告的Hydis工人卻依然不得其門而入，針對移民署祭出禁止入國三年之處分，Hydis工人曾提出暫時狀態聲請（105年度裁字第512號）與停止執行（105年度裁字第559號）之抗告，卻遭最高行政法院駁回確定。

台灣人權促進會辦公室主任顏思妤指出，5月27日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庭傳喚韓國證人到庭，行前行文要求移民署證人到庭期間暫時解除境管，而Hydis工人孔志榮也順利入境到庭作證，顯見司法對於正當程序保障之積極義務，並非無能力落實，無論當事人作為刑事證人抑或行政訴訟原告，程序上皆應受相應之保障，試問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何以輕巧一句「得委任訴訟代理」無視Hydis工人訴訟權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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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打擊不可忽視主權問題

全球化的發展，的確讓犯罪型態有別於以往。為了有效打擊犯罪，各國因此必須攜手合作，但司法互助必須站在維護自身司法主權的前提上進行，而不是為了打擊犯罪，捐棄自身主權。即便為了提升效率，想要建立跨國之打擊犯罪組織，國家司法主權也不是可以隨意捨棄的事項。尤其是對於台灣來說，面對中國這個急急／汲汲想要吞噬台灣的國家，主權問題更要留意。代表台灣的法務部豈能在此只懂得揮舞著正義大旗，想要達成的是犯罪打擊，還是替馬政府迷惑台灣社會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