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亦刊登於2018年4月28日蘋果日報即時論壇。

文／何明諠（台灣人權促進會專案經理）

最高法院將在4月30日審理一樁通訊監察的非常上訴案，值得所有國人關注。

該案的緣起，是被告透過網路傳真的方式，收取六合彩簽注單，並傳真給上游組頭。檢警為偵辦此案，透過「調取票」向電信業者取得了傳真簽單作為起訴的證據；但問題是，在一二審法院判決時，傳真簽單皆遭認定為「通訊內容」，不可透過「調取票」取得，而應以「通訊監察書」取得，檢方取得的證據因此無效。

檢察官在二審上訴中力陳，通訊監察僅是針對「現時或未來發生」的通訊，並不及於「過去已結束」的通訊，因此傳真簽單縱屬通訊內容，但因是「過去已結束」的內容，不需適用《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下稱《通保法》）的規定，而是以《刑事訴訟法》搜索及扣押的規定取得即有證據效力。檢察官這樣的說法，向來也是我國法務部與法院的實務見解，也是本案最大的爭點所在。

為何《通保法》是否有保護「過去已結束」的通訊內容如此重要？或許只要稍設想我們過去與現在的通訊方式的差別，就能清楚理解。

在過去電話被頻繁使用的時代，多數通訊結束就結束了，內容並不會被儲存下來；但自從進入數位時代後，電子郵件、即時通訊、以及大量線上的通訊服務，取代了傳統的電話，成為人民日常生活最常使用的通訊方式，而這些大量的通訊內容，依當前技術的現狀，多半會被長期儲存，並在必要時可供當事人或第三者反覆檢視。

也因此我們只要設想，倘若檢警調今天希望取得我們儲存在Gmail的信件內文，或是LINE的通訊內容（先不論業者是否配合），卻不需依照《通保法》，這樣的狀況合理嗎？人民最常使用的通訊技術，反而受到較低程度的保護，這合理嗎？

在過往，無論是法院判決或法務部的函釋，檢察官用以支持《通保法》僅規範「現時或未來發生」的通訊的理由主要有二：（1）通保法的諸多條文皆是針對「現時或未來發生的」通訊內容進行設計，倘若《通保法》亦含括過去已結束的通訊，那些條文豈非累贅（2）正因是攔截尚未發生的通訊，涉及不特定多數人，所以才需要以特別嚴格的《通保法》進行保護。

針對第一點，無論是就通保法第3條中對「通訊」所作的規定：「利用電信設備發送、儲存、傳輸或接收符號、文字、影像、聲音或其他信息之有線及無線電信。」或是通保法第13條對通訊手段的規定：「通訊監察以截收、監聽、錄音、錄影、攝影、開拆、檢查、影印或其他類似之必要方法為之」，皆未見僅針對「現時或未來發生」的通訊的意思。而縱使其他條文有對「現時或未來發生的」通訊監察進行規範，也不意味通保法僅保障這類通訊內容。

至於第二點則更加荒謬。難道檢警調在取得「過去已結束」的通訊內容前，就能知道該內容會涉及多少人嗎？倘若「過去已結束」的通訊內容同樣也涉及多數不特定人隱私，依法務部過往的函釋，不也應適用《通保法》，進行更嚴格的保護才是嗎？

我們再看國際上對通訊內容的保護。2013年，知名國際數位權利組織EFF發起了《國家通訊監察應遵守的國際人權原則》連署，至今已有全球超過400個團體，27萬名個人參與連署。原則中就曾明確表示：「現有法律架構區分出內容、非內容、訂閱者資料或後設資料、儲放資料或傳輸中資料、自家保存資料或第三方服務供應者持有資料。然而，這些區分用來測量通訊監察制度對個體私人生活與組織的入侵程度，已不再適用。」因為如今在科技變化下，儲放的資料（即過去已結束的資料）可能遠比傳輸中資料（即現時或未來的資料）透露更多個人細節。因此凡是與個人有關的通訊資料，無論是處於何種狀態，只要有合理的隱私期待，就應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此外，聯合國言論自由特別報告員也曾在2013年的一份聯合聲明中表示，國家有關通訊監察的立法，應僅授權政府在最特別的處境下，方能取用人民的通訊及個人資訊。而歐洲人權法院更早在1980年就開始收到抱怨，指出「通訊紀錄」（或「後設資料」）的大量蒐集，已足以勾勒出比通訊內容更細節的個人生活輪廓，並在1985年，即認為無論是通訊內容或通訊紀錄，都受歐洲人權公約第8條保障。

前述種種，皆不見區分「現時或未來發生」或「過去已結束」的通訊內容的必要性，甚至連「通訊紀錄」這類非內容資訊，都已逐漸被肯認應受到與「通訊內容」同等程度的保護。

也因此，當我國的檢警調單位，如今仍依著過往對《通保法》狹隘甚至荒謬的解釋，希望最高法院能從《通保法》有限的文意中，試圖做出不符時代所需的判決，其所突顯的，不過是在數位時代裡，政府仍僅以自身辦案便利為至高無上的考量，無意在人權保障上與時俱進。這又怎能不令人感到憂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