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編修：秘書處（此文與AI協作編寫）

做不完的工作、加不完的班，還有下班後響個不停的工作訊息，面對職場上各種不合理的要求，許多人可能會選擇忍耐，或乾脆離職找下一份工作。但除了這些個人選擇之外，我們是否有改善工作條件的機會呢？現在習以為常的休假、工時與勞動保障，又是怎麼爭取來的？

這次台權會與高雄市勞工博物館共同舉辦「南方有人」系列講座「整頓職場 v.s. 社畜人生──你知道還有工會這條路嗎？」，邀請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秘書長陳淑綸，以及屏東大學社會發展學系副教授、台權會執行委員邱毓斌，從現代工會的日常工作談起，回顧台灣勞工運動的歷史，也帶大家重新認識勞動權益背後長期累積的集體努力。

制服改革、工時縮短、薪資保障，勞動條件的提升往往需要一群人的行動

首先，陳淑綸從幾個日常的職場案例，介紹工會如何協助勞工改善工作環境。她提到，過去台北市環保局曾要求清潔隊員在制服上標示全名，方便民眾投訴，但對每天在街頭工作的清潔隊員而言，公開姓名可能帶來被騷擾、肉搜等人身安全的風險。後來工會發起連署，最終成功讓制服改為只標示區隊與編號。

類似的問題也出現在女性空服員服儀規範。過去華航的女性空服員受到嚴格的服裝規定限制，從裙裝、高跟鞋到口紅顏色，都必須符合公司的要求，甚至還必須符合男性審美觀。經過工會長期爭取，以及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引用《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提出相關調查意見後，才逐漸促成華航開放女性空服員穿著褲裝。

除了服裝規範，工時、薪資與職災保障也經歷了漫長的爭取過程。過去習以為常的隔週休、週六上班，到如今的「一例一休」制度；「青年勞動九五聯盟」爭取改善兼職人員的時薪計算方式；台北捷運工程中罹患潛水夫症的工人透過抗爭，推動職業災害保護制度的建立；關廠工人透過臥軌抗爭，促使《勞動基準法》修法，將積欠工資墊償基金的保障範圍擴大至資遣費與退休金。這些如今看似理所當然的勞動保障，背後其實都是無數勞工與工會長期組織、協商與抗爭，才一步步推動出來的改變。

一個人難以改變的職場，工會如何透過集體力量爭取？

談到工會的實際運作，陳淑綸分享了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技術人員的案例。過去技術人員經常必須配合表演團隊反覆彩排，面臨工時過長、加班費難以申請等問題。工會成立後，發起依法準時下班的集體行動，要求主管明確指示是否加班，最終讓工時及加班費逐漸回到正常制度。

另一個例子是台北市立動物園的保育員。長期以來，保育員必須照顧具有危險性的動物，卻缺乏相應的薪資保障。工會經過多年協商與爭取，才讓保育員獲得較為合理的危險加給。

這些案例看似只是日常工作中的小事，卻反映了個別勞工面對雇主時，往往難以獨自提出要求。透過工會，勞工才能將個人的困境轉化為集體訴求，進一步與雇主協商。

不過，陳淑綸也指出，台灣雖然有超過三百萬名工會會員，但多數屬於以代辦勞健保為主要功能的職業工會。真正能透過企業工會或產業工會進行團體協商、改善勞動條件的勞工，仍只占少數。

從日治時期到白色恐怖：台灣勞工運動走過的歷史

接著，邱毓斌從勞資關係的權力不對等談起。他指出，雇主掌握資金與決策權，個別勞工即使對工作條件不滿，也很難擁有同等的談判籌碼。因此，《勞動基準法》的存在，是為了限制雇主權力，保障勞工最基本的工作條件，而工會則是讓勞工有機會透過集體力量，縮小勞資之間的差距。

回顧台灣歷史，早在 1920 年代，台灣文化協會便透過演講、讀報社等方式推動社會啟蒙。1928 年成立的台灣工友總聯盟，更已提出八小時工作制、最低工資、組織工會與罷工權等訴求。這些近百年前的主張，至今仍是勞工運動關注的重要議題。

當時的高雄同樣是勞工運動重鎮。從淺野水泥、台灣鐵工所的勞資爭議，到被遣散工人透過全島募款成立由勞工自行管理的高雄鐵工所，都展現了早期勞工為了嘗試改善工作條件、建立自主組織的歷史軌跡。

然而，戰後的政治環境卻重創了台灣勞工運動。二二八事件中，部分曾參與勞工運動的地方代表遭到殺害；隨後的戒嚴與白色恐怖，更使工會自此受到國家嚴格控制，難以發揮團體協商與保障勞工權益的功能。

邱毓斌提醒，今天我們熟悉的勞動制度，背後有著漫長的歷史。勞工能夠組織、協商與爭取權益，並非理所當然，而是歷經不同世代的努力，才逐漸累積而成。

從個人的職場困境，到共同爭取勞動權利

在最後的QA交流中，現場也討論到移工、公務人員及不同產業勞工的組織困境。談到移工權益時，兩位講者指出，雖然現行《工會法》已不再限制外籍人士發起工會，但移工仍可能因語言隔閡、解約遣返風險等因素，難以真正行使組織工會的權利。

此外，公務人員、警消等工作者的工會組織權，以及台灣工會如何借鏡韓國、法國等國家的經驗，也成為現場討論的重點。這些提問反映出，勞動權益並不只存在於特定產業，而是與各種不同工作身分的人息息相關。

回顧整場講座，從制服上的姓名、空服員的穿著規範，到工時、薪資與職業災害保障，許多今天看似平常的勞動條件，其實都是過去勞工透過組織與集體行動，一步一步爭取而來的成果。面對職場上的不合理要求，我們經常被告知要忍耐、離職，或尋找下一份更好的工作。但當問題來自制度與勞資權力的不對等，單靠個人往往難以真正改變。

從近百年前的勞工運動，到今天持續爭取權益的工會，歷史讓我們看見，改善職場並非只能依靠個人的努力。當勞工開始組織起來，讓原本分散的聲音成為集體訴求，才有機會讓工作環境與勞動制度產生真正的改變。

完整講座影片：https://www.youtube.com/live/vB1Ju7yMUq0?si=FLTWxNZHVnLgpPdm

《如果您認同這樣的講座與公共交流空間，誠摯邀請您以小額捐款的方式支持我們，讓更多重要議題能夠持續討論，讓南部也能有更多深入的人權教育與公共對話的機會。》→捐款請點此

《訂閱電子報，訊息不漏接，和我們一同對抗演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