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文雄（作者為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國家人權委員會推動聯盟發起人之一）
（刊於中國時報．時論廣場2000/1/4）
總統參選人連戰副總統元月二日提出台灣「十大升級」政見的政治部份，包含了六項促使「民主優質」化的主張。這六項主張頗能抓住人權－法治－民主的主軸；雖然還只是宣示性質，白皮書還沒有出來，但就大方向而言，無疑是值得肯定的。其中有關人權一項，他主張設立一個「立場超然不受政府干預」的「國家人權委員會」，較不為國人熟悉，頗值得討論。
「國家人權委員會」是聯合國多年來一直在鼓勵各國設立的一種國家機構。國際人權標準在二次大戰後，大幅度的國際條約化（至今已有一百種左右，如果包括國際勞工組織ＩＬＯ的，則已接近兩百種）。條約化之外，還有機制化的執行問題。在國際、區域、非政府組織（聯合國憲章第七一條）和個別國家這四個層次中，最重要的無疑是個別國家。所以聯合國從一九四六年起就開始研究推動「國家人權機構」的問題。一九七○年代中後期幾個主要人權公約生效就位後，更加緊進行，促進了一九八○年代第一波「國家人權委員會」的設立（澳洲的「人權與機會平等委員」即屬於這一波）。
一九九一年「促進及保障人權之國家機構國際會議」在巴黎召開，討論確保國家人權機構之獨立和有效的設立準則。其結論於一九九三年由聯合國大會通過，一般通稱「巴黎原則」，其後並設有國際及區域推動組織及活動。聯合國只是鼓勵協助，並未硬性規定各國設立（因此連用語都是「國家人權機構」；「國家人權委員會」 NATIONAL HUMAN AIGHTS COMMISS ION 只是多數國家採用的名稱）。但「巴黎原則」還是促動了第二波設立的浪潮，即使「亞洲價值」盛極一時的亞洲地區，也已有澳、紐、印度、印尼、泰、斯里蘭卡等國設立，南韓、日本和孟加拉也在籌劃設立中，我國至今則只有民間人權、律師、司改、社運界人士去年年底組成了「國家人權委員會推動聯盟」，剛剛開始推動工作。
國家人權委員會雖然只是補正常立法、行政、司法及監察之不足的機構，其設立的必要性－尤其是對脫離國家人權體系已久的台灣－可以從其功能中看出來：(一)調查可能侵犯人權（尤其是歧視不公）案件，進行調解和仲裁，必要時並得協助受害者團體或個人進行訴訟；(二) 依據憲法及國際人權標準，審查研究國內既有法規和立法草案，提出修法、立法、修憲的建議；(三)規劃國家人權政策，包括國際人權及人道救援政策，並提出建議；(四)規劃並推廣學校內外人權教育，包括司法官、律師、軍警及其他公務員的人權教育；(五)提出年度及針對特定議題之國家人權報告。這些不都正是我國早該有，而至今仍不具備的推展人權的基本建設嗎？
連戰先生對這個政見雖然著墨不多，我們很高興看到他特別主張國家人權委員會應該「立場超然，不受政府干預」；這正是聯合國「巴黎原則」的主要精神。以南韓為例，委員會的設立本來是由民間爭取推動的。去年碰巧是世界人權宣言五十周年，政府主要為了國際公關考慮，宣佈設立，但其提出的立法草案確保委員會獨立有效性的機制不足，不為民間所接受，以致至今仍在協商中。我國如果設立，應該堅持「巴黎原則」，甚至是國際民間人權運動所主張的更加嚴格的標準（如「ＡＩ原則」），並參照已設各國實例，妥善規劃，使我國的國家人權委員會不會只是又多出一個政府機構。
不符人權標準的法律不但不能保障人權，甚至反而成為侵犯人權的工具；而即使是民選政府，如果不能依法行政並行政中立，政黨輪替也很容易淪為「換人分分看」。這是人權在人權－法治－民主的主軸中的關鍵地位。由於獨裁體制的過去和長期國際孤立，國內人權知識一直局限於戰前的標準。我們樂意看到終於有一個總統參選人主張「全面引介國際先進人權標準」，並有配套的制度化建議。
但這只是一個開始。任何改革要能實現，都必須經過一場牽涉政府、政黨和民間互相激勵的「折扣戰」。希望朝野都能共同來關心，國家人權委員會的設立。黑金、黨產和國大這些台灣獨有的民主憲政問題固然亟待解決，民主真要優質化，終究還是要建基於人權和不違反人權原則的法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