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與我們「一汽工人聲援團」 / 唐元雋

1989年以前，我受原有的歷史觀和進步社會思潮的影響，想為自己開創一種新的生活，並進入體現現代公民價值的社會角色。我在一汽職工中搞了個「民主沙龍」來探討社會問題、議論國家大事，想通過這一活動使越來越多的人來關心這個社會。我覺得產業工人觀念形態的轉變對正在進行的經濟改革和將要到來的政治改革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甚至為推廣這件事幾次找一汽黨委的負責人商談，說服工作也曾取得一些效果。這起碼是我當時一廂情願的想法。

工人的聚會和自由討論，議題並不集中，也常常缺少專業深度。但平等地探討問題和對政治的關心，容易使人形成某種信念。這是一個基本社會群體擴大，對社會認知所需要的精神力量。我們都看到並面對這樣的形勢。80年代後期，國內經濟改革取得了較大成就，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但在改革中，執政黨不能進行有效的廉政建設，專制制度下的社會缺少公開化和透明度，沒有新聞輿論自由，監督機制如同虛設──這導致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以權謀私官倒腐敗現象迅速漫延；再加上當時出現的通貨膨漲，引起人民的強烈不滿。89年的學生運動所引起的人民廣泛參與的社會運動，就是這種情緒積累到爆發的結果。
5月份開始，北京的學生運動進入高潮。天安門廣場的示威學生開始向政府絕食請願，要求對話。此時的社會輿論、人民的呼聲均要求政府同學生進行平等對話。反對官倒腐敗、要求民主改革的學生運動和以往的「學運」相比，在企業職工中引起更多的支持和同情。

一、反對官倒腐敗，支持學生運動

5月17日前後，我們從媒體中了解到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絕食進入第6天了。包括長春在內的許多城市大專院校學生也在省政府等機構門前靜坐絕食，聲援北京學生。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大門前廣場上經常聚集著情緒激動的職工，在聽學生講演，情感有時會轉化為行動。種種跡象表明，產業工人起來表達自己意見、支持學生正義行動的時候到了。儘管廠裡各級主管人員奉有關部門命令三令五申嚴禁工人上街遊行，且專政機關的威力人人盡知，但被學生愛國行動深深感動的我們，決定不顧一切發動組織工人支持學生。

5月18日下午，我先後找了一汽職工黃學鋒、冷萬寶、李維、呂忠良等人，談了自己決定遊行的想法，得到朋友們的支持。我信心十足。
我們經過研究後，分頭找人談話、寫海報、印傳單。我記得當天自寫了一張小海報，並抄寫了數份張貼出去，內容大致是﹕「職工同志們，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官倒不去、腐敗不除，國無寧日。──為聲援北京學生愛國民主運動，茲決定於5月19下午4點50分在汽車廠1號門前發起集會並遊行，望廣大有愛國心的職工踴躍參加。──」後面寫的是「一汽工人聲援北京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團」。

李維和冷萬寶還寫了份篇幅較長且慷慨激昂的《告車城人民書》。其中有這樣的話﹕「難道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還能繼續眼睜睜地看著他們有秩序的倒下去嗎？──不！車城不能再沈默了」。是的，我們也是中國人，我們不能永遠沈默。

5 月19日下午，冷萬寶和李維在一汽大門前高高舉起自製的橫幅。白色的橫幅上用黑字書寫著「第一汽車製造廠聲援北京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兩人表情嚴肅十分堅定。人們聚攏過來。漸漸地，廣場上人潮如海，幾十面自製的橫幅旗幟在午後的陽光下顯得特別醒目。有的工人在台階上演講。此時附近的高音喇叭也正廣播廠裡禁止職工遊行的講話。我們沒有理會這些，按照預先的佈置，5點正，在一片沸騰的聲浪裡遊行的隊伍出發了。隊伍最前面是一面深紅色的大橫幅，上寫著「汽車工人聲援團」幾個大字。董孟祥和梁立維等幾人在前面引導隊伍前進。林宇航、張義、張慶祥、隋東、王偉等人幫助組織工人糾察隊，成為幾次組織遊行的骨幹力量。幾十名臂帶標誌的糾察隊員，沿途維持秩續，使遊行隊伍浩大嚴整，一路口號、一路掌聲，受到幾十萬市民的夾道歡迎。

大隊開始行進時，陸續有一些單位的小隊伍加入進來，人數不斷增多。其中有長春紡織廠、電影機械廠等企業的職工。到達紅旗街時已近兩萬人。在遊行的目的地新發廣場省政府門前，我與梁立維、李維、董孟祥等分頭去向示威的學生講話，表達汽車工人支持學生運動。講話時，我因疲勞，聲音嘶啞，但熱烈的掌聲幾次打斷我的講話。這次成功遊行歷時數小時。傍晚時的夕陽也顯得格外艷麗。

我們的遊行不同於過去官方組織的、因欺騙宣傳或受強制而進行的活動，不同於文革期間那種被迫走上街頭山呼萬歲或聲討某個政治上失寵的官僚的遊行。它是工人真實情緒和意見的表達。產業工人參加民主運動，在我國現代進程中有重要意義。這次活動使我感受到一種從未有過的做人的尊嚴和光榮。

二、反對政府武力鎮壓人民的政策

1989 年6月4日，是我們民族歷史上一個沈痛的日子。天安門廣場上的和平示威，遭到當局的殘酷鎮壓。許多爭取自由、民主的愛國學生和市民倒在血泊之中。這場屠殺震驚了世界，也驚醒了中國人的良知。同時，它把新的恐怖籠罩在人民的頭上。中國人有受專制制度壓迫的久遠歷史，但也不總是屈服的。各地的群眾都用不同的方式和手段向專制當局表示嚴重的抗議。

5月20日，當局宣佈北京地區戒嚴。第2天傍晚，我找了部份參加遊行的職工開會，在一所中學的運動場討論如何支持學生運動（許多職工在遊行時和我們建立了聯繫）。我與梁立維、董孟祥、冷萬寶等人在聚會上講了話。此時，在場的人的意志和情感已經同變化的局勢融為一體。我們在捍衛正義上，同學生的心是相通的。大多數人都同意繼續聲援學生，但也為可能出現的危險擔心。這是某種現實情況下人們的真實想法。許多年後，我談到當時一腔熱血幾於沸騰的感受時，有些人們難於理解。但不管怎麼說，我當時的確是這樣說、這樣做的。
「誰沒有父母、妻子、兒女？如果每個中國人都因為這一點就不敢關心這個社會，那我們這個社會還有什麼前途？」我說這些話時，看到大家是互相信任和團結一致的。

為了更好地行動，我們進行了分工。由董孟祥、呂忠良、林宇航負責聯繫一些大專院校學生自治聯合會，了解更多的情況。冷萬寶、李維負責起草傳單、海報等宣傳工作。梁立維負責帶人去周圍的企業進行宣傳和聯絡，以便共同行動。他曾帶人到長春紡織廠演講，受到那裡的工人熱烈歡迎。紡織廠職工還捐贈了許多白布。我們後來遊行時製作的橫幅旗幟，就是從這裡來的。我當時負責總的協調工作。
6月4日後的長春，也被恐怖氣氛所籠罩著。「專政機關」已經開始行動。據說省、市公安局的官員來一汽視察和「辦公」。在大門口的廣場上有時能看到他們的身影。只有少數神情緊張的工人聚在大學生周圍聽他們控訴北京發生的暴行。我的心情十分沈重。

5 日下午，我找了梁立維、冷萬寶、李維、黃學鋒、林宇航，在梁家開會，商量下一步的抗議活動。就在此時，我們起草了《急告車城人民書》。這份由李維、冷萬寶 2位年輕工人起草的、情緒悲憤的文章中寫道﹕「6月4日，滅絕人性的慘案在北京城中發生了，北京在流血，眼淚和憤怒已無濟於事。政府把我們的同胞當成任意宰割的羔羊。──長春的同胞們，難道北京人民的鮮血還不能喚醒我們嗎？政府的流氓和卑鄙行為、法西斯暴行已經讓我們不能容忍了，一分鐘的沈默就會有上千人的流血，──同胞們起來吧！反對屠殺！反對流血！反對暴政！」

我們研究了遊行示威的具體事項，擬定了口號，然後分頭去張貼號召工人起來遊行的《急告車城人民書》和海報。李維等人又去印製了一些傳單。第一批張貼出去的傳單、海報，很快被人撕掉。我們只好再張貼、再撕、再貼。專政機關為阻止工人遊行，在這方面是不辭辛苦的。最後我們派人看守住兩張海報，終於使部份上班的職工看到遊行的消息。

6 月6日下午，數千名一汽職工再次舉起「一汽工人聲援團」的橫幅旗幟，會合了紡織廠工人的遊行隊伍，高呼「反對屠殺！反對流血！反對暴政！」口號，走上街頭。我們的遊行隊伍前面是高校學生的遊行隊伍。此時，街道冷落，很少有人圍觀。沿途有關當局鎮壓的消息不斷，更隱約增加了一片肅殺的氣氛。我們遊行隊伍到了省政府門前場高呼了抗議的口號後，又參加了長春大專院校師生在地質學院廣場舉行的、悼念北京死難學生和市民的大會。李維代表我們在會上做了激昂的發言。發言結束時，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連聲高喊﹕罷工！罷工！罷工！數萬群眾的會場，許多人跟著高喊，將氣紛推向高潮，大會致半夜結束。

6 月7日，一汽工人聲援團再一次以遊行示威來進行抗議活動後，長春市區內也相應出現緊張形勢。官方控制的新聞媒體大肆攻擊群眾和平遊行示威為「動亂」、「暴亂」。在宣傳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亂勝利」的同時，他們也揚言要鎮壓長春的「動亂份子」。許多大專院校的師生和市民也針鋒相對第連續進行遊行示威，聲討當局的暴行。一汽是一個有影響的大企業，在歷史的緊要關頭能有這樣多的人挺身而出，不畏強暴，堅定地站在善良的學生一邊，體現了我們民族的可貴品質的一面。我們表達了對學生的同情和支持。但這種作用是十分有限的。由於以前歷史的原因，大多數產業職工還處在覺醒的黎明時期。他們沒有充分的知情權，缺少對社會的全面了解，對進步的價值及認識帶有很大的局限性。這也是這場運動的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被捕

我雖沒有進入「朝聞道，夕死足矣」的賢哲境界，但這次對正義學生的支持，使我在萬眾同心的呼聲中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滿足。我的內心廣闊而平靜。我相信我的精神世界充滿陽光。回過頭來，現實中存在的種種危險對我是多麼微不足道。但這畢竟是現實。這就是我們面對著一部巨大的、曾吞噬過無數中國人生命的專制機器。而此時它找尋的下一個目標，就是我們這些敢於把心中的不滿轉為公開抗暴行動的下層平民。當大多數人用他們的忍讓與善意勾勒對我們社會的幻想時，早已等待在那裡的黑暗，正向我們走來。

6月10日下午，我和家人帶著我的小女兒，並用車推著我的癱弟弟，在一個小公園裡度過了蒙難前的最後一個傍晚。這個傍晚是寧靜和令人難忘的。多年後我還能清楚的記著那一刻發生的事情。半夜，我在家裡被捕了。警察抄走了我保留的傳單和所有的讀書筆記、私人信件。他們還同時抓捕了冷萬寶、李維、梁立維、董孟祥等近20名「一汽工人聲援團」職工。

我被帶到長春市公安局的一個房間裡。為首的警察問我﹕「你為什麼組織反政府遊行來聲援反革命暴亂？」我對這樣的問題早有準備，也顯得很平靜。我記得當時是這樣回答的﹕「我們不認為群眾的遊行示威是動亂、暴亂。目前存在著嚴重的官倒和腐敗。這才是真正的『動亂』和『暴亂』。按照我國憲法的精神，政府是人民的公僕，是為人民服務的。公僕做錯了事，人民有權用遊行、集會等方式來表示反對或贊成。」我再一次重複道「我們有權這樣做！」對方覺得這些話不好直接反駁。這也是「邪不侵正」。於是，出現了片刻的沈默。但不是每個人都認可我的話。他們中的一個，暴跳如雷，指著我大聲說「你這是混帳邏輯！」接著又牛頭不對馬嘴問我﹕「政府和共產黨是什麼關係？你說！」我很難搞清他的用心。也許他將反黨更看成十惡不赦之罪。總之，我在他們眼裡，性質是非常嚴重的。

還是為首的警察（省公安廳的一位處長）表示不要談政治，只談事情經過。於是我又簡單地說了下遊行示威的原因和經過。這以後，他們每次審問我時，都說不談政治、只談事情經過。這是一起不談政治的政治案件。無論怎麼說，我總覺得有一個精心設計好的圈套在等著我。我怎麼也無法擺脫它。對我的提審有時在夜間，有時在白天。問題逐漸轉向我搞民主沙龍的目地及我當時的思想觀點上。他們要從我這裡找到對定罪有幫助的東西，圍繞著是否有人提綱領等問題循循誘供。我的回答是非常明確的﹕我希望人民通過和平的途徑改革國家、改革共產黨，最終實現民主化的目標。這也是相當一部份中國人的願望。我們沒有力量來左右這個社會。這種力量來自於各個階層的人民，也來自於所有真心促進政治改革的力量。我出於善良的願望，宣傳自己的主張，從事一種廣泛交流健康有益的社會活動，何罪之有？

但是，1989年7月初，案件還剛剛開始審理，司法部門立功心切，在吉林省的報紙、電視等媒體上大造輿論。《長春破獲一反革命集團》成為主要報刊的頭版消息。電視上也出現我們組織遊行的「罪證」。

此案的性質就這樣被確定了。我從新來的犯人嘴裡得知，本案的辦案人員均因此立功而得到重獎或升官。我知道我們的命運已被一只無形的手操縱了，重獲自由的希望十分渺茫。

四、判刑

果然不出所料，89年11月份，檢察院向我宣佈受起訴的兩個罪名﹕「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我覺得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罪名比這帶有更不確切的內容了。它根本不是基於法律，只不過是當權者對人民基本權利的任意踐踏。我當時氣憤地說﹕「隨你們怎麼處理。我已經做好了一切準備。」

1990 年11月27日，公安局、檢察院、法院聯合辦案近1年半，終於開庭了。我們這些因思想和言論觸怒了當局的犯人、這些受愛國熱情驅使遊行示威的犯人，走進了莊嚴的法庭，面對前面的國徽，我也想起古戲中公堂上常掛著「明鏡高懸」的字。法的含意原該是公正。可此案在這裡開庭，意味著一切早成定局。這裡只是走過場而已。儘管如此，當審判長宣佈判處我20年徒刑時，我仍感到吃驚。這是何等嚴重的「罪行」啊！我曾在小說中看到過冤案的故事，也從史書中了解到有關思想獄、文字獄的記載。可今天，我做為當事人身處其境才真正體會了冤獄的滋味。同一天，我的同伴李維、冷萬寶、梁立維、李忠民分別被判刑13年至2年不等。

法庭幾乎提不出任何有關我犯罪的證據，又不准證人到庭，只是草草念了幾段庭外準備好的所謂證人證言，無非說我如何煽動動亂及制定了什麼綱領、分工等。還從我私人信件和筆記中摘念了幾段話。在法庭上，我做了陳述。我認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出於一種社會責任感，出於對自己國家的熱愛。我希望中國早早走上民主和法制的道路。我認為自己是無罪的。

我上訴後，一位高級法院的法官曾對我宣佈﹕「推翻人民民主專政政權的犯罪，不一定要有行動，只要確定出你有這樣的動機就可定罪。」他又補充說﹕「如果這種事都等到有行動，人民民主專政政權早就不存在了。」多麼堂皇的理由！沒有什麼話比這更能曝露出他們對法制的偏見和無知。世界上哪有一個政權脆弱到說幾句話就會被推翻的。當然，我的辯解是無用的。20年刑期的重罪，僅僅因為我自由地談論了自己的主張，僅僅因為我們進行了反對官倒腐敗、聲援學生的秩序良好的遊行。我們不過是按照憲法行使了自己的公民權利。在這裡，看來不是有、無法律的問題了，而是中國邁進現代文明社會的今天，如何消除以權代法的問題。從這裡我也看到，中國憲法的真實和權威性，早已被當權者破壞掉了。

經過近兩年非人道的看守所生活的折磨，91年4月19日，我們的上訴被駁回後，我與李維、冷萬寶、梁立維3名一汽工人聲援團職工加上因坐輪椅遊行而被判5年徒刑的長春市殘疾人何振春，會同北京判刑送回原籍的學生領袖劉剛、張銘等11人，被押上囚車，送往遼寧省西部的凌源監獄。在那裡又開始了我們的「勞動改造」生涯。

五、結束語

我在97年因此案改判而獲釋，回到闊別8載的家鄉。有一次聽人說，當年，司法機關曾在一汽職工中追查那面寫著「汽車工人聲援團」的深紅色大旗，費力不少，但終無所獲。是啊！對他們來說，不繳獲一汽工人遊行的主要旗幟，怎能算是真正的勝利呢？我努力打開自己記憶的門，搜尋那位受我們委託拿走並保管這面旗幟的年輕工人既相識又陌生的面孔。可在我腦海中浮現出無數個，都是那麼正直、堅定。
我相信這面旗幟還保存著，至少在一汽人的心中，直到永遠。

轉載自民主亞洲基金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