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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權會秘書長 余宜家 發言稿

今年8月，部分立法委員主張修正《法律扶助法》，要求法律扶助基金會未來不得為「蓄意殺人、毒駕致死、詐騙、性侵、虐童」等5類犯罪被告提供強制辯護，並提出刪、凍相關預算的提議。

公共預算如何使用，本來就應接受國會監督；法律扶助制度的執行，也應接受檢驗。但是，不應因社會對特定犯罪的憤怒，就以犯罪類型決定一個人是否值得獲得必要的法律扶助；更不應把特定修法方向與預算解凍直接綁在一起。
就此，民間團體共同提出3項呼籲及澄清：

一、部分立委所稱「法扶9成案件都在協助刑事被告」與公開統計不符；重大犯罪案件更不能因此降低強制辯護與公平審判的程序保障。

二、將強制辯護案件排除於法扶之外，並不會使國家保障人民受公平審判的義務消失，只是把強制辯護案件轉回公設辯護與義務辯護體系，進一步加重已經吃緊的法院與書記官人力負擔。

三、被害人保障與被告辯護權並非零和選擇。與其削減法扶、限縮扶助範圍，政府與立法院更應正視犯罪被害人服務需求快速增加、預算卻未同步成長的問題；司法院也應積極向國會與社會說明法扶及強制辯護制度的理念、功能與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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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台權會和民間司改會、台北律師公會，共同啟動法律扶助制度的立法倡議。法律扶助，在當時跟今天，都是為了實踐基本人權，也是為了落實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社會本來就是不平等的，所以平等是必須靠制度、投入資源才能做到的。當時倡議要立法的時候，新聞稿曾經寫道「有錢的人碰到官司可以找律師，請不起律師的人就只能自己想辦法嗎？」

後來，從《法律扶助法》的設計來看，保障的除了無資力者，也包括「因其他原因無法受到法律適當保護的人」。一個人需要法律扶助，不一定只是因為沒有錢，也可能因為他的身分或所處的情況，讓他實際上很難取得法律資源。

這二十幾年來，法扶持續協助原住民族、身心障礙者、勞工等群體，也在發生重大社會事件的時候提供特別的法律服務，像是莫拉克風災、高雄氣爆、八仙塵爆等等。「法律之前人人平等」這個概念，已經在法扶二十幾年的實踐裡，慢慢擴充到更多面向，讓有需要的人得以近用法律專業，這是社會的進步。

然而，立委今天提出來的修法方向，卻是要大開倒車，按照一個人被指控的犯罪類型，把特定的人排除在法律扶助之外。這是人權法制倒退，不得不慎重面對。

記者會上，民間團體也共同呼籲司法院，應該向立法院和社會大眾完整說明法律扶助制度的目的、強制辯護的憲法與人權基礎，以及如果把案件移回公設、義務辯護制度，會產生什麼樣的人力與行政成本，而不是讓法律扶助制度在預算壓力下被迫改變。

同時也呼籲立法委員，不要用特定犯罪類型，作為一律排除法律扶助的標準，也不應該用刪除、凍結預算的方式要求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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