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摘要 香港新聞自由的變與不變 蘇正平 先生（台灣記協會長） 香港主權移交中國之後，最為世人包括台灣人民；所關切的問題除了香港經濟是否能繼續繁榮之外，最主要就是香港人民的基本人權、公民權、還有新聞自由是否會進一步受到限制。 暴露在世人的監督之下，可以想見中共主觀意願上，特別在它全力發展經濟極須與西方國家維持友好關係之際，是不想讓外人找到可以指責的把柄；同時為了讓香港做好「一國兩制」的示範，中共也不願讓台灣增加抵制『和平統一』的藉口。 然而主觀上不願意，不代表客觀上就不會。假如香港民主自由的發展被認為影響到整個中國的穩定，中共的干預可以預期是不會平軟。這種認定不一定有客觀標準，恐怕是隨不同的領導人而異，而同樣一個領導人亦可能因為不同的政治需要而對同一客觀情勢有不同的詮釋。而更可能發生的是，主觀上雖然願意如此，但是能力上卻做不到。民主自由是一個生活方式，是一種習慣，從北京看香港的民主自由和生活在香港的人看民主自由是很不相像的。北京的人再怎麼尊重民主自由，恐怕還是會忍不住上下其手，然後再去辯稱這樣也算民主自由。 相對於其他的基本人權、公民權，新聞自由是更容易讓北京政權上下其手，而且做符合它利益的詮釋，因為新聞自由通常被理解為媒體的自由，而媒體不是很多的個人而是一個機構、一個公司，透過適當的機制它是可被馴服的。 台灣的媒體經驗可以提供一些例子。過去戒嚴時期警總、文工會、新聞局官員可以直接打電話到媒體，指示這個可以發，那個不可以登，今天這種粗暴的干預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種精緻調控。有些媒體是黨營、公營；就以人事任命來確保新聞的掌控。有些大媒體是民營的，他們本身有巨大的政治經濟利益必須和當權的政治機構或人物維持良好的互動關係，這種關係也確保了新聞或言論的可影響性；部份想在大媒體之間走出自己一條路的小媒體，在生存的壓力下時常不得不屈服於政治勢力的補助性合作或廣告施捨。這樣扭曲的媒體關係稱得上是媒體自由嗎？當然是很有疑問的。不過，台灣政治的民主化創造不同的政治勢力彼此競爭，使得媒體既使扭曲也扭曲得多元化而不是一元化，勉強地講，這可能是今後台灣的媒體較之香港可能多出來的那麼一點點幸福。 既使如此，我們可以想見，在香港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可以五十年不變的口號之下，香港人民還是可以享受比大陸人民更多的新聞自由。有趣的問題是：五十年之後又怎樣呢？假如中共真的實踐了它的承諾，五十年不干預香港人民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卻也根據共產主義的歷史觀保持了中國大陸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那五十年之後，中國大陸社會和香港社會還是合不起來，豈不是還要再來一次『一國兩制』五十年嗎？事實上大家都知道，五十年之內可以發生很多事，中華民國成立不到五十年失掉了它在大陸的政權，許多共產國家不到五十年就瓦解了，五十年之間發生過兩次世界大戰，五十年是不可能不變的。可以變就有努力的空間，願台灣和香港的人民共同努力，為自己的前途尋找一條理想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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