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竑廣
對於七、八年級生而言，戒嚴或許是個很難想像的名詞，三不五時的集會遊行、百家齊放的媒體，和過去實行黨禁報禁，難以結社抗議、動輒查禁刊物的時代天差地遠，但若以打壓異議的角度檢視，見諸集遊法未廢、政府控制媒體等現狀，又還是能活生生地感受到戒嚴的餘震。
若你是比較關心人權的朋友，比方台權會刊物的讀者，對於解嚴後的台灣人權狀況，大概知道寶島各地還是哀鳴四起，終生受迫害的樂生院民，蘇建和等死刑冤案、制度性的虐待外勞、動輒喪權喪土的原民部落等，許許多多的案例，提醒我們解嚴儘管有其歷史性的意義，但人民的自由並未就此獲得解放，不少人還活在國家機器的鞭笞之中。
儘管迫害人權的事情人人都有可能遇到，但或許是出於身份的不同、機率的差別，一般人對於這些案子多半有距離感，對於加害者的想像，也感覺是少數惡警般遙遠的一群人，或像是死不認錯的法官們那樣，作為體制高牆的抽象存在，但蕭曉玲案的特別之處在於，存在著多層的加害者，是近在身邊的一群人，察覺到威權體制的惡靈也是「如來」，隨時隨地都有可能在高層的發動下，吞佔人民的靈魂，使之質變成僵屍般，成為忽視／陷害異議者處境的幫兇。
＊如來，佛教用語，「就像來了一樣」，指佛無處不在的真如法性，原意當然是好的意思，在這裡用來反諷。
蕭曉玲，大部份人在看到一綱一本、北北基議題時才會認識到的名字，她是前北市中山國中音樂教師，2007年提告市長郝龍斌一綱一本違法後，火速被惡性解聘，因為過程中太多的不公不義，幾十個民間團體連署聲援，其中幾個如人本教育基金會、台灣教師聯盟、台權會等聯袂為她開過記者會或協助運動。
在多數的報導裡，這件事被呈現出來的是小老師對抗大市長，好像只是兩個人的對峙。一般人不了解老師要被解聘，在程序上的難度與標準不一，以致於被犧牲掉的好像就只有她一個，與政策下的受害者，無從了解其中謀害之龐大做工，及對社會潛伏性的惡劣影響。
解聘蕭曉玲之勞師動眾
蕭曉玲被解聘的這個最終結果，伴隨著種種荒謬可笑的、把她解聘掉的證據：有拍個時鐘照片（而不是出缺席紀錄）就說她上課遲到的；有教室日誌寫她上課看支持一綱多本影片的（世界上沒這種影片）；有明明是拿起校內用的室內電話的照片卻說在打手機的；或者其他張冠李戴之類邏輯混亂的證物，多達五千頁！
是什麼樣的過程，什麼樣的動員或陣容，才造就得出來這種「民主奇蹟」的呢？回到事件的最初，2007年11月12日蕭曉玲告郝龍斌之後，到了12月13日，中山國中奉督學臨時指示（有公文與議員質詢為證），在校內召開教師評審委員會（簡稱學校教評會），也就是解聘一個老師的起點。
於是幾位督學如丁文玲桑冀威等輪番上陣，有率隊強行進入教室拍照的，有坐陣學校教評會的等等；校長曾美蕙（現為明德國中校長）要開記者會，上市議會備詢，以影射方式寫篇毀謗文章，透過合著的書籍發送到全國各機關；臺北市國中學生家長會聯合會總會長許永佳，跑來中山國中廣發抨擊性的新聞稿，家長會長簡忠雄投書媒體任意指控，家長會準備白布條給學生抗議蕭老師；連當時的教育局副局長林騰蛟都主持過記者會對外說明，蕭曉玲自11月12日開始不適任，就是她告郝龍斌的那一天。
主任、老師等當然也沒閒著。訓導主任朱毋我跟著督學闖入教室，如影隨行一般在第一時間拍攝罪證，要學生寫下蕭曉玲如何苛待他們，內容卻矛盾紛歧；漫安琦老師（現為北市南門國中主任）在教評會議上指控蕭上課連續多週看（不存在的）王昭君影片，但學生的證詞錄音逐字稿寫明並無此事；徐慧玲老師簽名加蓋章、謊稱為教師會長，撰文指控蕭上課講政治議題，後面括號一綱一本；其他還有老師帶隊在教室門口等著上課鐘一響就進教室，以便逮到蕭遲到的；還有27個老師聯名指控蕭「看臉打分數」等罪狀，但被聲稱為根據的聯絡簿，卻是一頁也沒出現五千頁的罪證裡；還有收回18個班教室日誌好檢查蕭之過錯，發給508位學生問卷對蕭做針對性的調查等浩大工程。
既然所有被蕭曉玲教過的學生都要寫具名問卷，學生們同樣忙得不得了，上述種種罪證常常要參一腳，書寫、拍攝、指控、（偷）錄音，跟著拿白布條抗議，壓力很大，也難怪有學生在聯絡簿上跟蕭曉玲抱怨道：「問卷調查不是都不用寫班級、座號、姓名？萬一資料外洩不就完蛋了？．．．我覺得這樣很過份。」由於罪證許多地方本身荒謬矛盾，所以除了具名填寫問卷外，同學們還要甘冒偽造文書或做偽證的風險行事，勞心勞力的程度可見一班。
從老師、家長到學生，以上圍捕蕭曉玲的人們有個共通點，就是曾經大大地肯定她。蕭曉玲是中山國中兩任教師會長，要多數老師支持才能當選；出面指控她的家長，也有跟她一起努力過的；而部份跳出來否定蕭曉玲的學生，不久前還對媒體公開肯定她的教學，究竟發生什麼事會造成這種變化，從書面上看得到的資料，有的老師說，蕭老師一開始很有理想，但因為得到教師會長的「權位」之後開始墮落，以致於她硬要當（沒人想當的）導師（？），但即便如此，後來她當導師當到被該班家長聯名稱讚、支持，這種解釋也太詭異了點。
權力由上而下的教育體制
到這裡也還只是以中山國中校內為主的範圍裡而已，往後的程序還很長，一般學校解聘、資遣老師的程序為，在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通過後，案件會送往縣市政府所屬不適任教師審議小組，又通過後，當事人如有不服，可向縣市政府教育局教師申訴評議會（申評會）申訴，如果被駁回，再向上層機關申訴，在省為省申評會，在直轄市則為教育部申評會。也就是說，關於蕭曉玲這些莫名其妙的罪證，是至少經過四層委員會，經過數十位社會賢達審議後通過的。若我們信任這個機制，照理說，一般性侵、嚴重體罰的老師，也應該早早被逐出杏壇，但大家都知道不是，因此，我們寧願相信，當局的影響力不小。
要透視結構的運作，需認識權力關係。每每提到蕭曉玲案是因為政治打壓時，最明顯的事跡是，當時的教育局副局長林騰蛟，開記者會說明此案時，記者問蕭何時開始不適任，林連續回答11月12日三次，她狀告郝龍斌的日期，市長的意志，在這裡表露無遺。一般人很清楚，市長能任命教育局長，而教育局長能任命局裡教師申訴評議會委員，至於校長部份，嚴格來說雖然不能直接任命，但校長遴選同樣也是由上而下的設計，有著基層老師全無直接投票權等嚴重缺陷。而這整個體制的僵固性，可以從其中的一個環節看到，當蕭案送到局申評會時，台北市教師會代表羅德水力擋一年餘，但後來他不再獲聘，案子馬上快速通關。
當我們把蕭曉玲案的視角，拉高到權力結構時，當然也不會忘記前面所說的，這層層權力結構作用下來，坐落到每一個學生身上會是怎樣扭曲的狀況，這和許多冤案深不見底的角落不同，而具有相當的「臨場感」，因為每個人不見得會上警察局或法院，但一定經歷過校園，而且是形塑價值觀時期的國中校園。如此風雲變色的狀況，可以用學運人士林柏儀聲援蕭曉玲老師的一段話作代表，「我們都知道，在校園裡，平常好來好去、慈眉善目的背後，總是有那樣一條『線』，不論學生或老師，跨越了，鎮壓的力量就立刻展現出來。」（出自「面對青年貧窮化：誰怕蕭曉玲？」）
犧牲後 威權具現
在戒嚴的時代，透過愛國歌曲、各種禁令，我們對威權的存在是會被時時提醒的；然而解嚴之後，看似自由化的體制，卻潛藏著一樣毒性的法制、觀念與人心。筆者曾私下追蹤當時跟著整肅蕭老師的學生的網誌，看到他們轉貼母校後來的負面新聞，圍觀著它，稍微悉落兩句，缺乏一種哀矜勿喜的態度，不禁令人遙想，那一場勞師動眾的、對蕭曉玲的惡性解聘，給了他們什麼樣的教育？
解嚴之後，「人權立國」之類的口號與活動，有如每天早上看到的陽光，穿透玻璃之城；頭頂上自由的藍天，彷彿可以任意翱翔，然而一旦想呼吸自由的空氣，周圍便響起蕭老師聽過的一句辱罵，那時走在走廊上的她，被學生大喊「妳怎麼不去死」，才知從上而下的權力，灌輸到孩子身上的樣貌，及玻璃之城的輪廓──透過異議者的頭破與血流，被撞擊到塗抹到，才終於被察覺到。
註：上述關於罪證的描述，多數可在蕭曉玲部落格「我是蕭曉玲」見到。
http://iamhsiao.blogspo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