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檢警調查犯罪事實的經過
案發：
1. ８０年３月２４日７：３０死者吳銘漢女兒電死者大嫂謂：死者臥房反鎖，地下有血跡。
2. ８０年３月２４日８：３０死者大嫂報案。
3. ８０年３月２４日９：００汐止分局電請士林地檢檢察官相驗。
4. ８０年３月２４日１１：３０檢察官崔紀鎮的勘驗筆錄上記明：證物為廚房中的菜刀以及黏附於菜刀上的毛髮。據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死亡時刻為８０年３月２４日５時許，死亡原因為受銳器創傷多處，失血而亡。
5. 當時所掌握的證據，應該還有血指紋三枚，以及浴室中附著於浴室水管、漏水孔、毛巾上的毛髮數根。
6. 菜刀上以及浴室中的毛髮，經警方８０年３月２８日及４月１日的鑑定結果，前者為被害人（男）所有，而後者則屬被害人（夫婦）及其家屬所有。→此是至高院階段始明朗化的事實，地院並不知情，亦無調查。
軍方的最初調查：
1. ８０年８月１３日內政部警政署的指紋鑑定書（局紋字第158號 ），指出王文孝為血指紋的所有者（三枚指紋中僅有一枚有鑑定價值，所剩兩枚，過於模糊而無法鑑定）。
2. ８０年８月１３日２３時許，汐止分局通知海軍陸戰隊第九十九師司令部，並南下高雄欲借提王文孝（81.1.14士林分院訊問筆錄中警員張中政證言）。
3. ８０年８月１３日２３：４０，海陸師部軍法組逮捕王文孝，並展開偵查。根據軍檢的偵查筆錄，當時王文孝的自白如下。 ８０年３月２４日凌晨二時許，王文孝因積欠玩電動玩具所欠賭債，故「一人」由四樓頂樓加蓋部分侵入王母鄰居的被害人家中，先至廚房取菜刀一把，再至主臥室尋找財物。此際，吳銘漢驚醒，王文孝一時心慌，即以菜刀亂砍吳，其妻葉盈蘭此時亦驚醒，王文孝也向葉亂砍；不知砍了幾刀，直至二人倒地，王文孝始至衣櫃找財物，尋獲千圓卷六枚後，返回隔壁王母住處。
4. ８０年８月１４日１０：１０，軍事檢察官製作訊問完畢、理解案情後呈報予司令部的重大刑案報告書（王文孝盜匪等一案進行計劃報告表）。報告書中謂：「擬交由司法警察機關追查贓證，且被害人合計遭砍七十餘刀，不似一人所為，應再予追查共犯」。當時汐止警方正在旁等候借提。
5. ８０年８月１４日１０：３０許，汐止警方借提王文孝北上。
※初步評價：
當時警方所掌握的證據僅有指紋以及兇刀（驗屍報告中，法醫說葉女下體無故），而王文孝的自白與該證據相符合。並且此自白頗為完整，並無矛盾之處。其內容包括動機、侵入方法及時間、兇器、行兇（包含殺人及強盜）經過、主要贓物。所缺僅有「兇器及贓物的處理」。這項自白，於日後雖有多家版本的自白出現，但其機能始終未有動搖跡象，其一直都是向司法單位提供犯罪事實的基本骨幹的最重要自白。據此，足證此自白的可信性。
雖是如此，軍檢及警方就是不相信「犯案人數」方面的自白，而以砍殺刀數認定應有共犯。然而不論「砍殺七十餘刀，一定有共犯」的觀點是由是軍方抑或警方所提出，於偵破的當時，偵查單位已有此等的預設性認定。線索是「七十餘刀」一事，但「七十餘刀」與「有共犯」之間，並沒有必然的關係。
檢警對王文孝的偵訊：
1. ８０年８月１４日１４時 ，警員與王文孝回抵汐止（台北縣警察局汐止分局刑事案件報告書，流水編號80080258）。
2. ８０年８月１４日１４：３０，檢察官崔紀鎮進行訊問（勘驗筆錄，相字第234號），王文孝自白如下（除犯罪時間外，大體上同於軍檢的筆錄）：一人於24日凌晨四時，由頂樓加蓋部分侵入行竊，先至廚房取菜刀，被發覺後，先砍男，再砍女，洗淨血衣後將之棄於後陽台，將刀放回原處，取走六千元及一串鑰匙。二月時曾以同一方法侵入，當時僅於客廳偷了兩捲錄影帶。
3. 崔檢察官諭知警方帶王文孝至現場查證。警方對外發佈偵破新聞（當晚晚間新聞以及隔日的早報）。
4. ８０年８月１４日１６時，警方帶王文孝至現場表演，開始質問共犯問題（81.1.14士林分院訊問筆錄中警員張中政證言）。
5. 警方按王文孝自白而於頂樓水塔下起出皮包、鑰匙一串八隻、警棍，並於四樓房內抽屜內起出剪刀等，共四個證物。→剪刀這個證物，事後雖有出現在筆錄中（一次在訊問王母，一次在訊問被害人長女的筆錄中），但旋即於事件中消失；未被當成物證的原因不明，而有無經過鑑定一事，亦不明確，但取而代之的應是從未被尋獲的、迷一般的、類似於剪刀的單刃尖刀－水果刀。
6. 現場表演時雖無筆錄，但警方顯然於現場表演後已認定王文孝之弟王文忠涉案。因為８０年８月１４日１７：５０訊問王母唐廖秀的筆錄中，警方已詢及王文忠的行蹤。
7. ８０年８月１４日２３：３０，於警方對王文孝所為第一次警訊筆錄中，王文孝首度承認有其他共犯：謝廣惠、王文忠、黑點、黑仔。→此筆錄是於高院審判階段，始由警方應高院要求而提交院方；並且所供共犯姓名除王文忠外，其餘三個名字均為虛構。
8. ８０年８月１５日４：３０，王文孝第二次警訊筆錄，排除謝廣惠，但供出長腳，及王文忠服役地址，並詳述犯罪經過。23日23時起至24日三時止，五人一起打撞球，之後一起回到犯案地點，長腳缺錢而向王文孝借，王文孝說沒錢，王文忠提議找地方弄錢。王文孝建議以隔壁為對象。黑仔、長腳、黑點於摩托車中取出水果刀、開山刀、警棍。王文孝由五樓侵入四樓，放三人入內，留王文忠於四樓門口把風，王文孝並於廚房取得菜刀。四人進入臥房押住被害人夫婦後，由王文孝搜刮財物。此際，吳衝過來，於是王文孝砍他一刀，隨後，長腳、黑點（無黑仔）也跟著亂刀把被害人夫婦砍死。之後，繼續搜刮財物，得款六千元及鑰匙一串後，至浴室清洗身上血污，並清理現場，離開現場。80年2月間曾以同樣的方法進入屋內，竊得灰色女用小皮包及在內的數百元。警棍為80.3.24行兇工具。王文忠應該知道長腳、黑點、黑仔的真實姓名等，因為他們曾為國中同學。
9. ８０年８月１５日（１２：３０？）於高雄逮捕王文忠（時刻不明）。→根據監察院報告，院方約談王文忠時，王文忠謂：於軍中中午吃完午飯後被捕。
※初步評價：
檢察官的訊問筆錄中，王文忠的口供將犯案時間由兩點改為四點。但事後王文孝又於第二次警訊筆錄中自白三時犯罪。就主犯所供諸種犯罪時刻，法院是選擇折衷的「三點」，但並沒有說明其「選擇」的理由。
其實，法院的選擇是有其道理。基本上法院先信賴法醫的判斷，認為死亡時刻為清晨五點（檢察署法醫相驗屍體證明書中認為死亡時刻為五時許），然後往前推算犯罪的著手時刻。此際，犯罪人數成為一個重要的變數。若認為強盜殺人的犯行共有三人以上（或四人）參加，則於計算謀議、侵入、殺人、搜刮財物、清洗血污、清理現場等，至少應有「兩小時」的時間，始為合理。故「選擇」三時為犯罪的著手時刻。
若犯罪人僅有一人，則為配合法醫的相驗報告，就犯罪的著手時刻，則應選擇凌晨四時。基本上一人的犯罪行為有一小時應已足夠。
王文孝於供詞上有關犯罪時刻的變化，可能是因為其聰穎過人，也可能是因為有他人誘導。但不論如何，此一犯罪著手時刻的認定有兩項變數，必須確定。其一為犯罪人數，其二為法醫所認定的死亡時刻。基本上法院是認定有共犯四人於三點開始犯罪，則法院應是認為死亡時刻是清晨五點。然而，初春三月下旬某日的清晨五點，天色已明，有五人於樓下分贓，難道會沒有人看到？若認為不可能，則若非認為法醫的判斷不可信，則是犯罪人根本沒有五人。
於王文孝的第二次警訊筆錄中，已描繪出基本的（法院所認定的）犯罪經過：
1. 凌晨三時，王文孝由頂樓侵入四樓，取被害人家中菜刀，並放三人（侵入前已分別持有開山刀、水果刀、警棍等兇器）入內，
2. 弟一人把風，
3. 入臥室押住被害人夫婦，吳反抗而被王文孝砍一刀，而後葉亦被眾人（包括王文孝的三人。其中一人沒有殺人。此點是與法院所認定事實不同）亂砍。殺人後繼續搜刮財物。
4. 清洗身上血污及清理現場，得財六千餘元朋分。
比軍檢與民檢訊問筆錄多出：共犯五人、弟把風、除菜刀外的兇器（水果刀、開山刀、警棍）、清洗身體與整理現場等情節。
這些多出來的部分，基本上都是為了合理化「七十九刀，無法由一人為之」的軍警疑問，以及為何有共犯但是指紋只有一枚的疑點（現場經過整理）。
其餘共犯的自白：
1. ８０年８月１５日４：３０ ，王文孝第二次警訊筆錄（供出包括「長腳」的三人綽號、弟把風、三人殺人）。
2. ８０年８月１５日１２時許，在高雄逮捕王文忠。
3. 根據警方所發佈，刊載於17日中央日報的消息：於北上回程中，王文忠在車上向警方自白五人（實名）犯案。
4. 警方令王氏兄弟對質（高院81.8.6訊問筆錄中警員張中政證言）。但無任何記錄對質內容的筆錄。
5. ８０年８月１５日１２時（半）許 ，於蘇宅逮捕蘇建和（81年6月1日高院訊問筆錄中蘇所為供述）。對蘇的警訊筆錄，則記載為１３時。該警訊筆錄上警方問蘇：「你今日（１５日）１３時許，在你家中…，因何事被帶到本分局？（不過由台灣高等法院審判長李相助對外公開的『蘇建和等盜匪案被告等相關自白資料』中第十八頁，刻意隱瞞了『１３時』一語）」，不過蘇於警訊階段始終不承認涉案。→若認為警方所稱，其是透過王文忠的自白而循線逮捕蘇、劉（秉郎）、莊（林勳）等三人一事，並無任何虛偽狡飾之處，則唯一的可能的解釋是押解王文忠的警方利用通訊聯絡汐止方面，以進行逮捕。
6. ８０年８月１５日１７：５０，王文孝於第三次警訊筆錄中，指認長腳即為蘇，有拿開山刀砍殺被害人夫婦。→為何不於逮捕後，立即令王文孝指認？而於近五小時後，始令王文孝指認？可能是縱或經過五小時的訊問，蘇仍舊不承認犯行，結果只好利用共犯的供詞（指認），認定蘇的犯行。
7. 警方將王文孝解回高雄。當夜軍檢訊問王文孝（80.8.15軍檢偵查筆錄）。王文孝自白五人犯罪（自己、弟、長腳、黑仔、黑點），三點犯案，六點結束離開。王文忠把風，黑點未入臥房而在他處搜刮財物，故二人（王文忠與黑點）當時不知有殺人事情，其是於事後離開時始被告知其他三人有殺人。殺人後，黑仔、長腳入浴室清洗身上血跡。王文孝雖染有血跡但沒有去清洗，而繼續搜尋財物，找到薪水袋，取走在內的六千元。→大體同於其第二次警訊筆錄。但更詳盡解釋為何只有一個血指紋留在現場的原因。
8. ８０年８月１５日２３：３０，軍檢還押王文孝。
9. ８０年８月１５日２３時，王文忠承認五人（第一次於眾多筆錄中出現蘇等三人的真實姓名）犯罪，但自己僅是把風。８０年８月１６日４：３０為第二次警訊筆錄，主要是改變把風地點（第一次說在四樓門外，第二次則說在一樓大門口）。兩次雖都有被問及是否知道殺人，但都沒有被問及是否知悉輪姦之事。→此事足證當時警方尚未認定有輪姦犯行，或謂１６日清晨４時已有莊林勳的筆錄（後述），其中有訊及輪姦之事，但筆錄中所謂「訊問時刻」應是指訊問筆錄「記載起點」，或「訊問起點」的時刻，而王文忠的第二次筆錄頗為簡單，應是於極短的時間內結束者，反之，莊的筆錄中所記載的卻是莊的主要自白，按理應是費時甚久，因此以上的時間上差異應無多大意義。
10. ８０年８月１５日２３時許，警方於家中逮捕劉、莊。
11. ８０年８月１６日３：１０，警方以「臨檢」方式，進入莊宅，「搜索」莊所供出的贓款以及開山刀、血衣（雖未有警訊筆錄，但汐止分局警員曾於81年5月7日高院的訊問筆錄中陳述謂：莊於警局供出贓款、開山刀、血衣是藏於自己房內衣櫃後牆縫中，於是警方以臨檢方式進入莊家，並取回二十四元的硬幣）。雖未尋獲開山刀及血衣，但得到莊林勳之弟莊國勳的同意，破壞莊的臥房裝飾用牆板，而於夾縫中獲得二十四元硬幣，並認定為贓款。
12. 劉（８０年８月１６日？？）莊（８０年８月１６日４時）為第一次警訊，自白五人犯罪、蘇拿菜刀而其餘三人拿開山刀（可能因為警方此際已經認定莊是拿開山刀殺人，為求「真實性」，所以另外令莊畫了一張開山刀的圖；但此與後述王文孝最終口供不符，且未被法院所採；無論如何，由此點可觀察出相關自白中警方的「原創性」）、王文忠把風、劉莊於臥房外搜刮財物、王文孝強姦葉女、不知道蘇有無強姦、知道王文孝與蘇殺人。
13. 劉（８０年８月１６日７時 ）莊（８０年８月１６日九時），二人接受第二次警訊，自白四人共同殺人、輪姦，另外劉亦自白輪姦後，為掩飾輪姦犯情，所以臨時想到要替死者葉女換穿睡衣褲。
14. 記錄上，蘇僅於８０年８月１５日５時接受警訊，但未承認犯行。→15日5時？當時蘇尚未被逮捕，故此一記錄的日期應是警方隨便亂填。但根據筆錄中的其他記載，例如警方拿其他共犯筆錄，問蘇是否參與共同殺人、輪姦等事觀之，此一筆錄應是於莊的第二次訊問後製作。→按情況，警方可能要負偽造公文書的罪責。
15. 警方認為已掌握大致的犯情，於是通知檢察官至汐止分局勘驗。
16. ８０年８月１６日１１：２５，崔檢察官於汐止分局所為勘驗的80相字第134號勘驗筆錄中，王文忠自白把風，但謂事後有聽王文孝說殺人及輪姦之事；莊自白殺人及輪姦；蘇自白殺人但否認自己曾有參與強姦；至於劉則是全面翻供。
17. ８０年８月１６日１４：０５ ，崔檢察官下令收押蘇、莊、劉三人於台北士林看守所並禁見。→據監院調查，蘇的入所資料顯示，其是於８０年８月１６日２０：４６入所。由收押到入所，其間的約七小時，經過不明。
18. ８０年８月１６日２０時 ，警方將王文忠移送基隆憲兵隊，基隆憲兵隊於８０年８月１７日１９：３０將王文忠移送陸軍第八軍團司令部。
19. ８０年８月１７日，軍檢以該日中國時報第七版社會新聞所載共犯供稱四人輪姦的新聞，訊問王文孝。王文孝謂：「我們五人並無任何一人去姦淫葉盈蘭，不知道為何他們三人會這樣說而登在報紙上」。
20. ８０年８月１９日蘇父委任律師。
21. ８０年８月１９日１０時許，軍方應警方再度借提王文孝的要求，派檢察官陪同南下的警方押解王文孝北上，以解明報載輪姦消息的正確性。
22. ８０年８月２０日，軍事檢察官借提劉、莊、蘇，於看守所訊問三人，但三人均不承認犯行。
※初步評價：
據王文孝第二次口供，以及王文孝被還押至軍方看守所前的軍檢訊問中可知，王文孝是供出三人殺人（亦即王文孝、長腳、黑仔）。警方即是應此線（並非四人殺人，而是四人中有人沒殺），繼續偵訊被告，進而形成劉莊沒殺人的第一次劉莊自白。
若云劉莊的第一次自白，都是虛偽的自白，而且都無任何脅逼誘導，則為何於隔別警訊的情況下，會於重點上如此地雷同？按理應是有不一致之處才對（例如劉莊的自白與不承認犯行的蘇的供詞間的差異）。合理的推斷應是，警方按線尋求口供，得到劉莊其中一人的口供後，將此口供拿給當時尚未自白的另一人，令其為同樣的供述。但此際所得口供，仍舊與王文孝所供「三人殺人」的事實不符，於是繼續尋求劉莊的第二次供述。
同理，第二次自白的雷同性，可能也不是因為劉莊二人都陳述了事實，而是因為警方以同樣的方式，誘導或逼使二人先後為大致雷同的自白。此時，「意外的」得到比王文孝第二次供述（三人殺人），更為嚴重的四人殺人的供述。
此外，可能因為蘇並不配合，於是在劉莊第一次供述中，加重蘇的份量（僅蘇一人與王文孝共同殺人），並加上王文孝的強姦事實以及蘇的強姦嫌疑。
之後，既然劉莊第一次供述中已有強姦的供述，則於劉莊第二次供述中有四人共同殺人的供詞的情形下，乾脆也加上四人輪姦。
但未參與劉莊供述經過的（已南下的）王文孝，則對強姦一事，覺得驚訝。
至此階段王文孝的第二次供述所提供的自白基本架構，已遭部分修正。眾人的自白變成四人共同殺人，並輪姦。
以上僅論及自白內容的基本架構的統一經過，至於其他犯罪時間、兇器來源、個別所持兇器、輪姦順序、所得贓物、犯罪後行蹤等等細微的部分，則是於該階段仍有許多不一致之處。該些不一致的細微部分，是待後述的王文孝最終供詞中始得到「統一」。
五人是否有受到刑求一事，並無法得到切實的證據以資證明。然而：
1. 王文孝由逮捕到還押軍事看守所，其總共有４８小時在軍、警、檢的控制之下（其中有約３３小時多是在汐止警方的控制之下，其借提已超過２４小時）。
2. 王文忠因為逮捕時間不明，甚難計算，若以監院報告為準，則由逮捕到崔檢察官的訊問為止有２３小時３０分，由逮捕到移送軍事檢察官共計５５小時３０分，其中在汐止警方掌控下的時間共計３２小時。
3. 而由逮捕到崔檢察官訊問為止，蘇約有２２小時３０分（這是最保守的計算。若以入所時間計算，則為３０小時３０分，亦即在這段時間，蘇是受控於汐止警方），劉、莊約有１２小時３０分（若以入所時間計算，則為近２２小時），是受控於警方。於這段時間內發生何事，並不明確。但可確定這些是過長的（甚至違法的）拘束時間。被告等應是受到輪番的疲勞訊問，而無多少睡眠、休息時間。
4. 再者，訊問筆錄都是於連續訊問後，始由警方「綜合」製作，令被告簽名一事，應可確定無疑。例如，警方逮捕劉莊的同時，王文忠始於筆錄中供出共犯的實名等。筆錄是憑警方單方面的意思所製作一事，應是無疑。亦即，除非被嫌疑人所供證詞並不符合警方的需要，則不會有任何筆錄；只有在被嫌疑人所云與警方的認定，二者相同時，警方才會製作警訊筆錄。蘇建和所供完全不合於警方的要求，所以一直無法製作筆錄。但既然警方認為已經破案，而且檢察官也馬上要到分局，偵訊被嫌疑人，所以只好隨意填寫日期，製作一份筆錄，免得被質問為何逮捕至今都無任何筆錄等。
5. 而且，為何於數小時候，蘇建和會於「汐止分局」向檢方自白殺人、否認輪姦，其間經過不明（九點至十一點二十五分）。
6. 正因為蘇建和並不合作，所以有關蘇建和被刑求的相關資料會比其他共犯來得多（特別是81.8.6高院訊問筆錄中，鄰長高水木謂：次日蘇被警方帶回來搜證時，臉上有傷痕，走路一跛一跛）。並且據監察院報告顯示，蘇的入所資料中明載：蘇身上有傷痕。惟，當時未經司法單位調查，所以無法斷定。
7. 不過，縱或如此，有關違憲一事（逾二十四小時未送檢），警檢雙方的責任，應予以查明。再者，因無法掌握確切的時刻，此處僅為最保守的估算。實際情況可能更嚴重。
最後，臨檢是否合法？臨檢與搜索間的差異何在？這牽涉到２４元硬幣是否為合法的證據一事的判斷，待後詳述。
王文孝於司法警檢單位的最終口供（各家自白間細部矛盾的整合）：
1. ８０年８月１９日２１：４５，警方訊問王文孝。其自白內容如下。80年3月23日22時，五人乘二部摩托車至狄斯耐遊樂場打撞球，至24日凌晨三點多，一起回到王文忠住處樓下，王文孝缺錢而向王文忠要，但王文忠沒有錢，其他人也說缺錢，結果由王文孝提議非法手段，並建議下手對象。王文孝將準備好的開山刀給蘇，水果刀給劉，警棍給莊，然後由頂樓侵入吳家，取菜刀，放其他人三人入內，而王文忠則先於四樓，後移至樓下把風。四人先於客廳神壇搜東西，但無所獲，於是進入主臥室。王文孝與蘇押住吳，劉用水果刀押住葉，莊搜刮財物，得現金六千餘元及金戒指四枚。後看到葉女長得不錯，於是由蘇以開山刀押住吳，莊劉架住葉，由王文孝姦淫。姦淫時，吳出聲，於是王文孝拿起菜刀砍吳一刀，其他的人也一起砍。之後由劉姦淫。輪到莊姦淫時，葉出聲，於是王文孝砍葉一刀。最後由蘇姦淫，此際葉又發聲，故王文孝再砍葉一刀，其餘諸人也一起砍。吳、葉死後，劉、莊、蘇至浴室洗澡及血衣，王文孝則於房內擦拭血跡與指紋，並將菜刀清洗後放回原處。王文孝等到三人都清洗完畢後，始入浴室清洗（其間可能是劉、莊、蘇三人將葉的衣物穿上）。之後，眾人於樓下分贓，除王文孝之外，每人得一千元。蘇將開山刀、水果刀丟掉。血衣則是各自處理掉。
2. ８０年８月２０日１０：４０檢察官訊問王文孝的筆錄中，改為莊押住葉，而由劉搜刮財物。再者砍葉的第二次的時間，由蘇強姦時，改為大家強姦後。再者輪姦時的情景更加描述詳盡：王文孝將菜刀交予莊，由莊抓住葉的手，然後王文孝於床下強姦，此際吳出聲，故王文孝起身拿菜刀砍吳，然後繼續強姦；劉強姦時，由王文孝抓住葉的手，莊強姦時由劉抓葉的手，蘇強姦時由莊抓葉的手。此外，殺人強姦後並無再搜財物。王文孝在高雄典當兩枚戒指，在台北典當兩枚戒指。
3. ８０年８月２０日１２：１０及１３：０５警方帶王文孝至台北萬華區正泰當鋪與新萬華當鋪，查證典當金戒指的情事，並得到王文孝的典當記錄。至於在高雄典當的部分，則未經查證。→此乃於高院階段始明朗化的事實。
※初步評價：
王文孝１９日下午三、四點應已到達汐止，警方的警訊筆錄是在當天２１：４５所製作。其間的六、七小時，經過不明。但本為三人殺人，為何於最終警訊口供中承認為四人殺人？與其他共犯供詞間的整合？
為何由王文孝來整合？可能是因為得證實自白真實性的證據，除二十四元硬幣外，都是與王文孝相關之物。
王文孝的口供與法院所認定的事實：
1. 因蘇有委任律師，所以崔檢察官開偵查庭訊問蘇。但蘇否認罪刑。
2. 之後，檢察官再也沒有開庭，於８０年１０月８日起訴。
3. 在此之前，軍事檢察官於８０年９月６日起訴王氏兄弟。軍法與司法二起訴書的內容幾乎完全一致，是以王文孝的最終完整供述為依據。
4. 但軍方根據，８０年８月２６日軍事檢察官訊問王文孝的筆錄，而於起訴書中多認定了最初的一刀。本來的供述中王文孝砍吳的第一刀是在姦淫其妻之時，但起訴書中則謂：於四人分別控制住吳、葉二人後，王文孝見狀況已經控制住了，所以就由蘇一人以開山刀押住吳，其本身也參加了搜刮財物的行為，此際吳突然反抗，於是王文孝即基於殺人故意砍了吳一刀。
5. 不過崔檢察官的起訴書中，比軍事檢察官起訴書多了「以棍、刀毆砍吳某」、「劉秉郎則將葉女之衣褲穿妥以掩飾曾遭姦淫」、「劉秉郎則翻箱倒櫃搜尋財物，莊林勳隨亦參與搜刮，由王文孝押住葉盈蘭，劉莊二人共搜得…」等字句。
6. 軍方判決於事實認定上完全同於檢方的起訴書，而地院判決就事實的認定則是抄襲軍方判決，所以地檢起訴書中，與軍方起訴書中不同的數點，都沒有出現在地院判決中。
7. 之後的判決，於事實認定上，除高院更一審判決，對輪姦事實採否定態度外，其餘判決雖略有出入，但都是有其他共犯的自白，或王文孝其他自白為「根據」。
※初步評價：
不論是那一審的判決，就事實的認定方面，都是以王文孝綜合各家自白所為供述為主，只就不足部分，兼採他家自白而已（例如，劉自白葉的睡衣褲，是其所穿上的部分等）。但無論是那一審判決，都沒有解釋為何採取此等的認定（或云選擇）,亦即，法院並未以其他證據證明其所認定的事實。
此外，許多的自白都無其他證據（補強証據）證明其真實性。但法院都沒有加以解釋。
王文孝的自白，如前所述，這是綜合各家自白而集大成者。當然我們可以合理地懷疑有人在其中穿針引線。至於此穿針引線者，其所用方法，則無法僅透過卷宗內的筆錄而加以判斷。
二 對法院所認定的事實及證據的評價\r
法院所採信的（綜合）自白中的問題點：
一、有關王文孝之外的其餘共犯的自白的任意性\r
1. 如前所述，被告都被長期拘束於警察手中，於此期間，被告們所陳述的犯罪事實，包括未被法院採用的犯罪情節都奇妙地同時「嚴重化」（或謂同步嚴重化），包括殺人的人數（由二人行兇到四人行兇）、所持兇器（由三把開山刀到開山刀、水果刀、菜刀、警棍）、姦淫者人數（由兩人到四人）。
2. 雖然於細部，各自白間有所出入，但基本的架構，仍舊維持王文孝於最初所提供的線索（由頂樓入侵、殺人、劫財），然後再循序、同步加重犯罪情節。
3. 之所以會有諸多此等自白的存在，究其原因，縱或不是「刑求」，也是警方有所預設，而循序對各嫌疑人「開導」，以形成共通的陳述。警方謂之為「突破心防」。
4. 一般所謂的突破心防，應是指被嫌疑人的供述，由虛偽到真實。但此案則是由第一次的「共同」虛偽到第二次的「共同」虛偽，最後才到達「共同」真實。也就是說，警方的預設（形成「共同」現象的最主要要素）有所錯誤，而這個錯誤曾產生了「錯誤的開導」以及在錯誤的開導下的「共同虛偽陳述」。更危險的是這種錯誤可能不僅「誤導」了兩次的虛偽陳述，甚至連最後的所謂「真實陳述」也可能是誤導的結果。
5. 這種錯誤的開導，學理上是謂為「誘導」，方法上有威脅、利誘等。基本上會影響到自白的任意性。
6. 王文忠於軍中曾向士林分院湯美玉法官陳述，謂其兄曾稱最初警方是以「若不供述，則牽扯王母入罪」的方法（８１年１月７日於海軍第二軍區司令部看守所），「誘導」其為符合警方預設的供述。此項供述與前述推論相符合。
7. 當然，若警方的預設（包括錯誤的預設），是有其他證據以為輔助，則或許得予以容許。但事實上，警方並無任何具體的證據來證明其預設沒有錯誤。得為其依據的，頂多只有「七十餘刀不可能是一人所為」的警方經驗。然而，憑經驗論斷犯罪事實一事，是有違刑事訴訟法的規定。
二、王文孝的自白中的任意性\r
1. 王文孝的供詞是司法認定事實時，所依據的最主要的自白。而且除輪姦一項外，基本上也符合「逐步加重」的官方要求。
2. 因為王文孝於殺人部分，縱或在（軍事）審判階段亦無翻供現象，所以法院會認為其自白可採。亦即，縱或脫離警方的誘導陷阱後，其仍舊未翻供，足證其供述未受到誘導的影響。
3. 然而，所謂任意性應僅指自白中對於自己本身的犯罪事實的供述的任意性，而無法擴張到涉及其他共犯的部分。因為縱或這種「對共犯行為的自白（？）」有任意性，其供述的動機仍有多種可能，基於某種動機，自白者極有可能為「任意的虛偽陳述」。
4. 觀諸王文孝的諸多供詞，於字裡行間，我們得發覺王文孝有供出共犯以減輕自己刑責的傾向。例如最初其供述其他三人自摩托車中拿出兇器，其亦供稱是其他的人建議為犯罪行為（自己僅建議犯罪對象）。甚至於到最後，其主張自己是防衛殺人（被害人先攻擊他，所以被害人應該就此事件負點責任）等。
5. 這是人之常情。所以雖然士林分院湯法官曾於執行（８１年１月１１日）前，至軍中訊問王文孝（８１年１月７日下午３點），而王文孝仍舊供出殺人、輪姦犯行，此事並不能單純地用「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一語予以解釋。這也可能說明成：最後的掙扎。
6. 當王文孝所為任何努力都無效，而即將被執行死刑的前一刻，其所為最終陳述謂：「搶劫、殺人部分有做，強姦部分我沒做」。或謂此際已無任何前述動機存在，其所言應為真。惟，此際仍有所謂：「黃泉路上不孤行」的可能性存在。況且，就文義解釋而言，後段的主詞「我」是否可以擴張到前段？縱或可以，強調自己有做沒做一事，並不代表他人有做或沒做。
7. 總而言之，以上僅在於說明，王文孝的供詞雖然較其他被告的自白來得有整合性，但是就其供詞，得有多種解釋的可能，於此情形下，就該供詞中不利於其他被告的部分，應予以存疑。除非有其他證據（供述或非供述證據）得證明其言屬實，不然應不得採為不利於其他被告的證據。
三、自白本身於邏輯上的疑點（真實性一）
1. 據法院認定，五人是於三時許著手犯罪，然而若經過侵入、搜財、殺人、輪姦、清理現場（清理現場與三人洗淨身體一事可同時進行，但王文孝本身所為清洗，則應另外計算）、樓下分贓等過程，至少需要近兩小時的時間，始能完成犯罪。三月末，清晨近五時許，天色已亮（據筆者撰寫本篇評鑑報告時的經驗），人們亦開始活動。五人仍能於樓下聚集後離去（不管有無分贓），而無任何人看到？
2. 分成數次砍殺吳銘漢，而葉盈蘭於被輪姦時又有哭泣求饒、被砍殺的情形，亦即二被害人，不是於短時間內即被殺害而是被慢慢折磨而死；則為何睡於隔壁間的吳氏小孩，沒有聽到任何動靜。若謂沒聽到動靜，則應是於極短的時間內，被害人二人即已被殺害，故沒有驚動到小孩。
3. 再者，四人所製造出來的噪音（搜尋財物、清理現場、清洗身體、殺人、輪姦），與一人於短時間內，殺人、搜尋財物、清理現場時所產生的噪音，有極大的差異。前者的聲音，甚至可能會傳到鄰居之處。則為何同一棟建築物中的鄰居都沒有聽到？
4. 於滿室血腥之處，是否仍能姦淫婦女？若云四人為非常人，則證據何在？有無鑑定資料（例如精神鑑定）？
5. 四人三刀，亂砍亂殺？難道他們是冷靜地，互換兇器砍殺被害人？按常理，應是幾進瘋狂的境界，而亂砍亂殺。此際，做為兇器的警棍應有被用到。然而事實又如何？
6. 人們應該不會與不太相識的人，共同犯下滔天大罪。因為怕被出賣。若云有共同動機即可，則就蘇、劉、莊三人的動機，即不能以「缺錢用」一語帶過，而應如王文孝的情形一般，做進一步的調查。
四、自白與其他證據間的矛盾（真實性二）
1. 警棍上並無血液反應，則作為犯罪工具的警棍，於犯罪時是置於何處？自白與法院所認定的事實中，均無交代。其實或許警棍根本不是此次犯罪的工具（警棍當時是直接在８０年８月１５日移交軍法單位，並未送驗，至高院審判階段，始於８１年９月７日送驗，結果發覺無血跡反應）。若此為真，則如前所述，四人三刀亂砍亂殺一事，即成為不可思議的事。
2. 若經過完全的清理，則浴室中可能不會留有毛髮。而事實上，浴室中有毛髮，此可證明，縱或有清理，亦是清理得不太乾淨（常理）。若此為真，則於機率上而言，應有犯罪人的毛髮殘留下來才對。然而經檢驗，毛髮均為被害人夫婦及其親人的毛髮。最有可能的解釋是，犯罪人根本沒有進入浴室清洗身體。
3. 同理，若為共同犯罪則不應僅殘留下王文孝一人的指紋，而且是留在得證明強盜殺人事實，最為明顯的薪水袋上。
4. 據證人證言，主臥室擺了靠窗的雙人床、化妝台、衣櫥後，幾乎沒有空間了（８２年１１月４日，高院更審訊問筆錄）。於如此狹小的空間，根本無法容納六人，進行激烈的活動。
5. 據證言，現場有搏鬥的痕跡（８２年１０月１５日，高院更審訊問筆錄）。四個男人、三把刀、一把警棍，難道無法控制身上衣衫不整、驚慌失措的夫婦。
6. 四人以三刀行兇，被害人的傷口不可能集中在頭部，而應是散布全身才對。若是一人即有可能（狂亂中，猛往同一部位砍殺）。
7. 保安里第一鄰鄰長高水木證言謂：三月下旬的上半段，某日清晨三點多，被摩托車的聲音吵醒，出門看到蘇建和，蘇說他剛從基隆回來（８１年８月６日高院訊問筆錄）。若此為真，則不論蘇於同一筆錄中謂：「高記錯時間，應是四時許」一事是否為真，當時應是法院所認定的犯罪時間，蘇不可能於該時段在自家門前被發覺。
8. 幾乎所有的不在場證據，都無法令人絕對相信三人沒有參與犯罪。既然有矛盾的自白不採，基本上有矛盾的不在場證言也不能採。其實，若三人為無辜，則當日對其而言並不是一個重要的日子，所以甚難舉出可靠的不在場證據。此外，雖然於卷宗中，並無１５日的新聞報導的剪報（只有十七日的剪報），若如蘇律師所云：「１４日晚間新聞已有報導，而十五日的新聞也報導說已經破案」，則三人都是於家中被逮捕一事，應可做為判斷其未犯罪的間接證據。因為不可能東窗事發後，仍舊留在家中等待逮捕。
五、自白中所暴露，而為警檢於自白前所不知的事實（真實性三，所謂真實的暴露）
1. 有關犯罪前後的動機及銷贓方法，只有王文孝一人的部分有經過調查，並經認定屬實（欠雜貨店錢的部分是否有經調查一事，並不明確，但至少於當鋪典當戒指的事實，有經過查證）。其餘諸人的動機、銷贓方法方面，只有莊林勳的二十四元硬幣以資證明。但二十四元的硬幣，根本不能成為證據（後述。其應無證據能力亦無證明力）。
2. 於頂樓水塔下所發覺的警棍、灰色小皮包、鑰匙等，都是只與王文孝的自白、與其犯行有關的事實。再者，關於灰色小皮包，據最初的王文孝供詞，這應是前次竊盜犯的贓物，而非此次強盜殺人案的證物。法院都是憑自白認罪，但就此點卻不採自白所供事實。對於此點，法院無任何說明。
3. 此外，有關替死者穿衣以掩飾輪姦的部分，雖然法院從被害人當時年僅六歲的男兒口中得知，該晚葉女曾起床餵其喝水，該時是穿著睡袍，而犯行被發覺時，葉女則是身穿睡衣睡褲。法院亦從被害人親屬口中得知葉女擁有同一式樣的睡袍。然而，第一，未發覺睡袍的存在。第二，六歲稚兒於昏睡中醒過來喝水，其記憶可否置信？第三，縱或擁有睡袍，而該晚也有穿著，此亦不能證明與輪姦的關係；因為三月末的深夜或凌晨，天氣仍然寒冷，亦有可能是葉女起床餵水時，臨時披於身上。
4. 除此之外，警、檢、院均無法在眾人的自白中，循線發覺任何與蘇、莊、劉的犯罪事實有關的供述或非供述證據。
對自白以外的證據（得為補強証據者）的評價：
1. 兇刀方面，僅有菜刀被發覺、扣押而已。而法院據自白所認定的事實，是認定王文孝持菜刀殺人。雖然其他被告的自白中亦有供述並非王文孝持菜刀者，但基本上這反於王文孝的最初供述，也與警方所認定的有關犯行的基本架構不同，所以法院並沒有採用。如此，菜刀以及得證明該刀為凶刀的附著於其上的毛髮，均僅能補強王文孝有關自己犯行的部分而已。法院雖然認為自白為一體，菜刀應為一體的自白的補強証據。但據前所述，法院所認定的自白是綜合自白，自白本身即是一種組合，而且也有諸多矛盾存在。所以菜刀僅能就一部份被告的自白發揮補強的作用，補強效用不得及於其他被告。
2. 血指紋方面，也同於菜刀部分的論述。其僅能補強王文孝有關自己強盜殺人部分的自白，而無涉於其他被告。
3. 最成為問題的是莊的二十四元硬幣。法院認定此即為贓款，欲以此而補強莊的自白（如前所述，該補強效果應不得及於其他被告）。然而，第一，經檢驗，該二十四元硬幣，並無血跡反應。第二，任何人身上或家中都有可能有二十四元硬幣。雖說莊自白將硬幣投入裝飾用木牆縫中，但其亦自白，同處藏有開山刀，然經警員翻箱倒櫃仍無法發覺開山刀的存在。而莊於事後陳述謂：該自白主要是因為想藉此通知家人自己被抓的事情，牆縫中的錢是平時投進去的。第三，縱或該二十四元確為贓款，警察取得該證物的程序亦為違法。而未經合法調查者，依法（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五條）不得採為定罪的證據。
4. 警方是以臨檢的方法進入莊家，得到莊的弟弟莊國勳的同意而破壞裝飾用木牆，進而取得二十四元硬幣。然而，據警察勤務條例第十一條第三款規定：「臨檢：於公共場所或指定處所、路段，由服勤人員擔任臨場檢查或路檢，執行取締、盤查及有關法令賦與之勤務」。所謂指定處所應是指相當於公共場所的地點，而私人住宅並不是此處所謂「指定處所」，故警察應不可以對私人住宅臨檢。縱或採取擴張解釋認為私人住宅也為此處所謂處所，據警界人士研究，除特殊例外，臨檢原則上應於日間為之。或謂此僅為學理上探討，實務上得夜間進行臨檢，則進一步必須討論臨檢方法中的「檢查」是否即為刑事訴訟法中的搜索。查警察行政法規中所規定的「檢查」，並非刑事訴訟法中所謂搜索。搜索有要式與非要式搜索，而臨檢警員所為「檢查」並不符合刑事訴訟法中的規定。若謂警察行政法中所云「檢查」即為刑事訴訟法中所謂「搜索」，則以現況而言，刑事訴訟法中所規定的搜索即會空洞化，而無規定的必要矣。有云，若得同意，則被害人放棄法益，警方自得為超法規的「任意搜索」。然而解釋上莊國勳的同意僅限於破壞裝飾用木牆而已，並未及於實際上的非法的國權活動－搜索（若非法的國權活動，得基於當事人的同意而合法化，則有關刑法上瀆職等的罪章，即應改寫）。更何況，莊國勳並非該物（裝飾用木牆）的所有人，故其同意亦為無效（警員應負毀損的罪責）。
5. 其實，警察對於私人住宅，除合乎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或行政執行法第十條規定（即時強制行為，其條件為救護人民或制止犯罪）外，僅能利用戶口查察的方法入內。然而，戶口查察有一定的要件（例如，由管區警員為之、除特殊情形外應於日出後日沒前為之、其行動限於索驗國民身分證及戶口名簿等），汐止分局警員所為該當行為，根本不符合戶口查察的要件。
6. 據此，警方應負刑法第三百零七條之違法搜索罪責。而明知此證據為違法的證據，仍然予以使用，並形成心證的執法人員，按情形（若得證明其是明知莊為無罪之人）或應負濫權追訴的罪責（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
7. 法醫的鑑定亦有問題存在。有關姦淫的法醫證言，前後不一，最初是說沒檢查，事後發覺茲事體大，於是改口說有脫下內褲看有無外傷（最初法醫劉象縉於81年1月28日向士林分院湯法官謂：因被害人穿戴整齊，應無強姦等犯行，故未經查驗即蓋上「無故」的印章。但事後改口，於81年2月11日劉法醫於審判筆錄中謂：有脫下褲子察看，但因無外傷，故未採取精液等。之後，其所有證言，於內容上都大同小異）。有關傷痕方面，一會兒說有單刃尖刀之傷（法院即是據此而認定有水果刀的存在），一會兒又說，大型刃器亦可造成不一樣的傷口。法醫的水準是值得我們懷疑，但於判斷上又必須繞著法醫的意見打轉。其可信度之低，於卷宗中的諸訊問筆錄已表露無遺，此際實無法將其意見視為補強証據。同理，亦不得將其意見視為無罪的證據。
三 各事實審據以起訴以及認定事實的證據
地檢起訴時所依據的證據
1. 相驗屍體證明書、驗斷書。現場照片２１張。警方臨檢（莊家）報告書。
2. 吳宅鑰匙一串、贓款二十四元硬幣。其餘，菜刀以及警棍因扣押在軍方，所以檢察官只擁有該些證物的八張照片（軍方所提供）。至於警方所提供的剪刀，則未被認定為證物。
3. 王文孝的首次勘驗筆錄(80.8.14)、王文孝的最終警訊筆錄（80.8.19，亦即第四次警訊筆錄）、唯一的檢方訊問筆錄(80.8.19)。王文忠、蘇、劉、莊的勘驗筆錄(80.8.16)
4. 王文忠、莊林勳、劉秉郎的兩次警訊筆錄。蘇建和的一次警訊筆錄。
5. 蘇建和的檢方訊問筆錄（80.8.21。唯一有律師在場的訊問筆錄）。
6. 軍方起訴書（雖不是證據，但卻是重要參考資料＜或謂範本＞）。
※除此之外，檢方未為任何調查。檢方連王文孝的指紋鑑定書都沒有調查，贓款亦未經化驗（檢方應是不知有毛髮問題存在），更遑論王文孝於警局中所為三次內容不一的警訊筆錄。
地院判決所依據的證據
1. 指紋鑑定書。二十四元硬幣的警方鑑驗書 （81.1.25，結果為無血跡反應）。
2. 第二次及第三次王文孝的警訊筆錄（但被警方竄改為第一次及第二次警訊筆錄）。軍方判決書（初審及覆判）。王文孝遺言以及執行死刑前的最終陳述。
3. 80年11月22日的訊問筆錄（死者長男吳東諺謂：２３日晚間其母穿著有房子圖案的睡袍，而死者吳銘漢之弟唐銘聰亦謂：葉女有此一睡袍，案發後不知去向）。
※比諸地檢檢察官（崔紀鎮，開過四次庭），一審法官（受命法官湯美玉）顯然比較有擔當，其至少開了十次庭（其中有兩個庭是到高雄海陸及海軍一軍區看守所開的，還有一次是至現場瞭解屋況＜有勘驗筆錄＞）。
除以上受命法官所為訊問以及勘驗外，地院僅開了三次審判庭（包含判決的宣告）。而最後陳述時的審判庭，蒞庭檢察官不是起訴的崔檢察官，而是於所有卷宗中僅出現過一次的蔡作弘檢察官。
高院判決所依據的證據
1. 軍方偵審全卷（共訂成四宗）。並由其中發現，警方曾調查過王文孝銷贓的方法（於台北萬華典當二枚金戒指）。
2. 從軍方取回警棍，經化驗發覺無血跡反應。警政署的（浴室中）毛髮鑑驗書（浴室中的毛髮屬被害人所有）。
3. 真正的王文孝第一次警訊筆錄（有供出謝廣惠此一姓名的筆錄）。
※感覺上高院僅是於法院內聽聽被告、證人等的敘述，而無任何積極的查證行為。例如於81年6月1日的訊問筆錄中，雖曾問及蘇的被逮捕時間，但亦未為任何進一步調查。
整個高院的審判程序都是由一人的受命法官進行（十件的訊問筆錄），審判筆錄只有一件而已，然後就宣判了。
之後的高院更審情況，大體上相同，而且也未發現其他有重要意義的新事實。
四 結論
本報告是根據法院的卷宗（另參考監院報告及高院李相助法官所撰「蘇建和等盜匪案被告等相關自白資料」），經無數次的研判，基於筆者自己的判斷書寫而成。總結而言，法院所認定的事實，有諸多疑點，並無法說服任何有良知的民間法律人；其所掌握的證據，根本無法證明其所認定的事實為真。
由整個調查及審判過程來看，警察、檢察官、法官可謂是沒有盡到調查事實的機能。與其獨立地調查證據，認定事實，司法人員毋寧是將精力集中在駁斥律師及被告所提反證之上。可謂是警、檢、院三方國家司法權力機關，合力打擊訴訟的另一造－被告及其辯護律師。造成類此不公平現象的被隱藏起來的意識型態，亦即所謂的「有罪推定原則」。於有罪推定原則之下，被告必須獨力對抗國家權力，並竭盡所有力量尋求得證明自己不是犯罪人的證據，提交給國家權力機關，而國家權力機關是不會積極替被告搜尋得證明不是犯罪人的證據。不僅如此，其甚至極力駁斥以上的反證，以維護司法權力的「尊嚴（我們不可能判錯）」。
大學刑事訴訟法的課程中，通常於第一堂課即會授及刑事訴訟法的基本原理－無罪推定原則。其後，亦會提及刑事訴訟法第二條（有利不利被告情形的注意）的規定。就強制處分方面，通常都會提及國權的謙抑。此外，就僅有數條的證據法則，教育單位都會儘可能地闡明條文的意義。然而，這些都是白費苦心。不論本案會不會造成冤案，三條人命會不會在不正常的司法實態下，如露水般地消失。筆者深信，蘇建和、莊林勳、劉秉郎三人的姓名、事蹟，將會和參與本案的所有司法人員的姓名，同留在我國刑事訴訟史上，並成為刑事訴訟法的教學上的基本教材。其效力應是遠高於王迎先命案。王迎先命案使得我國修正了刑事訴訟法第二十七條的規定，然而這個修正並無法避免本案的發生。本案所涉及的不僅是刑求等問題，其效應擴及整體的刑事訴訟制度，觸及我國刑事訴訟的根本精神。可謂本案讓我們法律人理解：徒有良好的法律制度並無法實現人權，司法倫理的淪喪，司法正義的消失，才是我國刑事訴訟制度的致命傷。
總而言之，地檢、地院的檢察官以及法官過於不負責任，而法醫的程度又是那麼地令人嘆息，再加上令人寒心的高院以及最高法院法官的鄉愿態度、警察的黑箱作業，剝奪三個人的生命等於是警檢院一體的國家司法權力的謀殺。若本案最後會引起或加深國民對司法的不信，進而使得公權力不彰或社會動盪，則本案的相關司法人員應負起絕大部份的責任。
